我领他进屋，问他怎么半夜来了。他看了小宝一会儿，我说没关系，是自己人。他叹了口气，头上冒出汗：“老赵、小赵都死了。”

这俩人我也认识。老赵是侦缉队的便衣，小赵是他侄子，和马有才同岁，也当巡警。他们三个，是我见过的最穷的警察。

三个月前，戴戴家被盗了。老赵领着小赵和马有才到百花深处胡同查案，三人来时，都是一副寒酸样。老赵穿着褪色的青布短褂，脚上黑布鞋打着补丁。小赵和马有才穿着土黄布的旧警服，散腿裤子，腰里系着大皮带，脚上的皮鞋磨得起了毛。马有才的鞋底还张着嘴。巡警的工资低，连拉车的都不如，但穷得穿成这样的，也不多见。

在院里屋里查了一圈，也没查出什么线索。马有才爬上院墙，往胡同里四处瞧，让戴戴放心，说肯定能抓到贼。

小赵笑他：“你丫真能抓着贼，我就请你吃烤鸭。”

老赵照头拍侄子一巴掌：“别瞎扯淡，你哪儿来钱请客？”

我见三人实在，就提出请他们吃顿饭。老赵犹豫了一下，说晚上约了人在同和居见，就去那儿吧。

到了同和居，点了五个菜一瓶酒，三人也不多说，谢过我就埋头吃，筷子跟飞一样。正吃着，来了个二十七八岁的瘦女人，穿着旗装，宽襟大袖，发髻上戴着个小小的头翅，脸上搽着厚厚的白粉，电灯光一照，特别苍白。她侧头行个旗礼，看看老赵，又看看我。

老赵介绍我，说是朋友。女人从袖筒里掏出一个棕皮夹子，打开皮夹子，抽出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了老赵。老赵笑笑，把信封收进口袋：“我就收着了，改天再上门谢过。”那女人又行了个礼，看了一眼马有才和小赵，也没说话，转身走了。

吃到半夜，老赵喝得有点多，拉着我絮叨。他扯扯身上的衣服：“为啥要穿便衣？不是为了查案，我那警服、皮带、肩章啥的，都押在当铺儿呢——没钱，要穷死了[民国初年，财政紧张，分到警察厅的预算严重不足，基层巡警月薪仅1－2块大洋，还常常欠薪，收入比不上拉车。不少警察因工资太低不能养家而辞职，更严重的则去做贼。1918年，警察厅发布《严禁巡警告退》的公告，对辞职警察严厉惩罚，但情况并无好转，基层警察一直缺额，“优者去职，无能者坐以待毙”。]。”指指小赵：“这个，亲侄子，连媳妇儿都要养不起了。”小赵脸一红，架起叔叔，连说对不起。

我说没事儿，给他和马有才点上烟。马有才猛抽一口：“我们哥儿仨，算不上正经警察，都没进警队训练过。”

老赵小赵原在昌平做小生意，赔了本才来做警察，混口饭。马有才一边做巡警，一边还抽空赁辆胶皮拉车，缺钱的时候一个月有20天在街上跑，皮鞋都跑坏了。

“你这是拉黑车啊，警署也不管？”

“也管，可上头也没辙，发不上钱。”

那天之后，我再没见过这仨人。戴戴家的案子也没有了下文，好在就丢了几件首饰，她一心忙着学写侦探小说，没再过问。

马有才连喝了几杯热水，给我俩讲了老赵小赵的事儿。

同和居见的那个女人，叫王果儿，是个满族人，贩古董的。几个月前，不知怎么找到老赵，说她手里有不少稀罕的玩意儿，要能帮着脱手，可以挣点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