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