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出自richardson little wright,ge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ire the akg]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