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体实验和研究的道德规范也随之变化。有时，人体实验的对象是囚犯、奴隶，甚至是家人。在一些着名的案例中......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体实验和研究的道德规范也随之变化。有时，人体实验的对象是囚犯、奴隶，甚至是家人。在一些着名的案例中，有些医生因为不愿意将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地，他们选择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这被称为“亲身实验”。本文罗列了十大在人体上进行的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的实验。

1、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利用黑人男性来进行的塔斯基吉未处理梅毒研究是一项临床研究，该研究在1932至1972年间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城进行，在实验中，399名贫困潦倒非裔美国佃农梅毒病患被拒绝接受治疗。

这个实验臭名昭着，因为实验是在没有对其实验对象提供应有的照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致使了临床研究中病患保护原则的重大变化。

所有参加梅毒实验的人均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也没有获得过任何诊断结果;相反他们被告知他们“血液不好”，可以接受免费治疗，免费乘车到诊所，免费用餐，如果意外死亡还能因参加治疗而获得丧葬费用。

1932年，也就是研究开始的时候，一般的梅毒治疗方案是有毒性的，危险的而且不怎么有效。该实验的一个目的之一便是查看病患是否在不经过任何毒性治疗的情况下会有所好转。所以很多病人的治疗便被人为地拒绝了。很多病患受到了欺骗，并服下安慰剂——这样做只是为了观察该疾病的致命过程。

在实验结束时，只有74名实验对象存活。28名男子直接死于梅毒，100名则死于其他相关并发症，他们的配偶有40人受到感染，他们的孩子中有19名患有胎传性梅毒。

2、731部队

731部队是日本皇军一支秘密生化武器研发单位，该部队在二战侵华战争期间用人体进行致死实验。日本军队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犯罪则有一部分是这一部队犯下的。

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另外，据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称，通过“特别输送”进入到731部队的“马路大”需要进行编号，而从1939年以后，进行了两轮编号，每一轮编号极限为1500，于是在抗战结束时，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731部队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下属犯下的众多暴行中的一些有：解剖，切除囚徒四肢并将肢体重新接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一些囚徒的部分肢体受到冷冻后再解冻，以研究因此而引发的组织坏死。

活人同时也被用作手榴弹和火焰投射器的实验对象。囚徒被假借接种疫苗的名义注射疾病样品，以研究其效果。为了研究性病不经治疗的情况，男女囚徒被强奸，有意使其患上梅毒和淋病，以便研究。

因为在战争结束时石井四郎获得了美国占领军队官方的赦免，他并没有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在狱中度过余生，他在67岁死于咽喉癌。

3、实验

人体实验是基于德国在二战期间掌控的集中营之上的大规模医学实验。在埃德瓦尔德·威尔茨的领导下，奥斯威辛集中营选择一些囚徒来作为各种实验的对象，这些实验旨在在于帮助提高德国士兵在战场中的表现，帮助军中伤员的恢复，提升第三帝国提倡的种族观念。

对集中营的双胞胎进行实验的目的在于说明双胞胎在遗传和优生上的异同，同时也研究人类身体是否能够通过非自主方式受到操控。该研究的的中心领导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在超过1500对双胞胎身上实施了实验，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200多些人最终存活下来。

门格尔医生在将双胞胎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编排，将他们置于营房之内以备实验，实验从将各种化学药剂注入双胞胎的眼中，以研究是否能借此改变眼睛的颜色，到将双胞胎缝在一起，以图创造连体婴。

1942年德国空军实验研究如何解决低体温问题。其中一个实验的内容是强迫实验对象在充满冰水的水箱内坚持3小时。另外一个实验则是将囚徒脱光衣服扔到温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数小时。实验员对各种让实验幸存者回复体温的方法进行评估。

从1942年起到1943年9月，在ravensbruck进行了检验研究磺胺类药物，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剂的有效性的实验。强加到实验对象身上的伤口被感染链球菌、芽孢梭菌属厌氧菌、破伤风菌等细菌。

伤口的两端被束紧，以阻碍血液循环，这样便模拟出了一种类似战场上的伤口。将木屑与玻璃渣被推入伤口以使其进一步感染。这些伤口则使用磺胺等药物来治疗，以检验药物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