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离生性优柔寡断，因畏惧始皇帝余威，加上父亲远在洛阳未能及时传递消息，坐拥精锐禁军的王离竟坐壁上观不敢动兵，以至于错失良机。

待赵李二人掌握咸阳局势之后，王离因家眷在城内，加上失去最佳起事的机会，只得听命于赵高。

数月后王离败亡，田伦第一时间组织溃兵，收拢败军达六千余人，田伦带着他们强占褒仓及附近县城，在北伐军尚未打到黄河的时候就提前与北伐军接触请降，封赏褒仓之粮帮助北伐军围困梁地。

后因献土投诚之功，田伦非但没有被治罪，还被当成马骨封为大上造，外放洛阳令，并于摄政七年调至建康府，为首任建康府府尹，在位十年广有建树，每年上计均为最。

摄政十七年，共尉离任前向咸阳保举田伦，田伦因此升任江宁郡郡丞，并在一年后获准担任东南道监察院成员。

此后的几年间，田伦迅速与郡监、郡尉结成利益集团，略施小计便架空了年迈的江宁郡守，使得东南七郡里最为富庶也最广袤的江东之地沦为田伦一手遮天的国中之国，引起了中枢极大的警觉。

原江宁郡守共尉素以清廉严苛著称，待下极严，他在位时期，东南别说贪腐，大小官吏就连婚丧嫁娶时都只敢在家中小办，绝不敢声张。

田伦更是十年都没穿过新衣服，坚持骑乘老驴通勤，成功取得共尉的信任，被引为左臂右膀。

在得知共尉调任武昌守的时候，被压抑了许久的东南官吏纷纷弹冠相庆，属于他们‘收获’的季节终于来了。

田伦从摄政十九年正式掌权开始，直至二十二年末，短短三四年的时间竟贪了相当于他一年俸禄三百倍的赃款赃物，私心迅速膨胀，欲壑难填。

在担任建康府尹时，田伦虽有心为自己谋些好处，但因共尉的缘故尚能克制，可当他掌控全郡之后，才发觉绝对的权力只会带来绝对的私欲。

尽管如此，但由于事先已经针对今日的状况有所准备，所以田伦对缇骑查案和东门豹即将南巡的消息并不惊慌，他稳坐府邸，仿佛钓鱼老翁般气定神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