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她父母呢？”

黛西把目光转向别处。“我不认识他们。”

“但你知道纳粹对他们做了什么。”伊娃在三一学院的舞会上把父母在德国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劳埃德，“她父亲被取消了执医的资格——现在在药房当助理。他不能进入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他父亲——也就是伊娃祖父的名字甚至被从家乡的战争纪念碑上抹除了！”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他压低声音问：“你怎么能和做这种事的人站在一起呢？”

黛西有些心烦意乱，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说：“原谅我，我已经迟到了。”

“你做的事情完全无法被原谅。”

司机说：“小子，消停点，别再折磨她了。”

司机是个平时不太锻炼的中年胖子。劳埃德感到自己被这个司机侮辱了，但他不想挑起争斗。“我这就走，”他说，“只是别再叫我小子。”

司机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劳埃德警告说：“你最好把手放开，不然我走之前会把你打趴下。”他直视着司机的眼睛。

司机犹豫了。劳埃德警觉起来，他像在拳击绳圈里一样，观察对方的动向，时刻准备着下一步的动作。如果司机想打他的话，一定是准确的重重一击，这种重击很容易躲过。

司机不是感觉到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对他发达的肌肉有所忌惮，最终放下拳头，退了回去：“的确没必要打架。”

黛西匆忙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她身穿合体制服朝法西斯分子的纵队奔过去的背影。他长叹一口气，朝反方向走去。

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和司机的争执真是蠢啊！打上一架的话，他可能被警察捉个现行，接下来的这一整天就要在号子里过了——这又如何称得上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做贡献呢？

十二点半了。他离开伦敦塔，找到公用电话亭，打给犹太人协会，跟伯尼通了话。他把看见的大致情况说了以后，伯尼让他统计一下从伦敦塔到加德纳角大约有多少警察。

他走到公园东面，探察着公园外围呈辐射状发散的那些小街。他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他本来估计会有一百多个警察，但实际在场的有几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