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潘四海手眼通天。

这是真的通天。

据说这杏花天的真正后台老板是京城的荣亲王。

具体也不知道是据谁说，反正是大家都这么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个几十年如一日也没有上升机会的小小县令只能对于潘四海在晋阳县城里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有人敢击鼓鸣冤，以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状告潘四海，老县令本来就感觉到奇怪，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1811年，嘉庆皇帝亲自参与处理了一起赌博案件。

当时，监察御史韩鼎晋奏报朝廷，称“京师赌风大炽，多属王公大臣舆夫设局，倚势骫法”。舆夫就是轿夫。王公大臣的轿夫带头开设赌局，在社会上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嘉庆皇帝对赌博深恶痛绝，尤其反对八旗子弟参与赌博。

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对官民赌博实行严厉禁止的态度。但是，赌博屡禁不止，到了嘉庆时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许多八旗子弟也参与其中，输得倾家荡产者屡见不鲜，让嘉庆皇帝忧心忡忡。

为了让八旗子弟“浪子回头”，嘉庆皇帝于百忙之中亲自撰写了一篇《训谕八旗简明语》，训诫八旗子弟：“最可恨者，无知聚赌，盖开局之恶棍，其意总在敛钱、受其愚弄而不觉者，诚可哀也好赌之人。”

此外，嘉庆皇帝还总结了好赌之人的5条危害：

“食禄于朝，罔知节俭，妄希恩泽，终至穷困，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之旨，下不能妻子之饥寒，其弊二也；学文习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之物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王章，胆益放恣，卒至身名俱丧，其弊五也。”

然而，嘉庆皇帝这番话余音未落，就收到了韩鼎晋的奏报。

韩鼎晋是四川长寿（今重庆市长寿区）人，在朝廷里以敢于谏言著称。嘉庆皇帝对他很信任。看到韩鼎晋的奏折后，嘉庆皇帝很重视，下令由步军统领大臣（九门提督）禄康、礼部侍郎英和负责查办这件赌博案子。

很快，禄康、英和就率队捣毁了一个设置在内城的杏花天赌场，发现竟然是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领头开局。

明亮是清朝名臣傅恒的侄子，傅恒又是乾隆皇帝皇后的弟弟，所以算得上是宗室子弟了。嘉庆皇帝历来很看重他，有意栽培重用，没想到居然牵涉到赌博案里。嘉庆皇帝见此事重大，便亲自过问。

没想到，在质询时，明亮对办案大臣禄康反唇相讥，说他家的轿夫也参与赌博。事情一下子变得好玩起来。

嘉庆皇帝立即改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桂芳参与办理此案。英和、桂芳经过一番调查，查明禄康家的轿夫的确经常参与赌博，长达4年之久。

案子查明了，嘉庆皇帝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在正常情况，王公大臣家的轿夫参与赌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他们按律进行惩处即可。嘉庆皇帝认为不可忍受的是，不管是禄康还是明亮，他们身为王公大臣，身居高位，还是宗室成员，不但约束不了下属，反而对他们进行包庇。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于是，嘉庆皇帝在惩处聚赌轿夫的同时，还对禄康和明亮进行了严惩，革除了他们所有职务，堪称一撸到底。你看，一起很普通的赌博案，让九门提督和兵部尚书双双落马。

后来，考虑到禄康和明亮的生计问题，嘉庆皇帝赏了一个副都统的闲差，让他们得以养老

嘉庆十六年（1811），经过深思熟虑的嘉庆帝，突然密诏大学士禄康与英和两大重臣，认认真真面授机宜，继而调配给他们精兵强将，开始执行一项震撼大清官场的“突击行动”：抓赌。抓赌这等“小事”，怎么成了重大行动？待到这次抓完后，连嘉庆帝都吓一跳：不止捣毁了京城最大的赌窝“杏花天赌场”，还揪出了赌窝背后的保护伞——兵部尚书明亮：聚众开赌的赌徒，就是明亮家的轿夫，而且“突击行动”刚展开，赌徒们就准确收到了风声，竟大多在官兵杀来前成功脱险。难道真是这位兵部尚书背后搞鬼？接下来的事，更把嘉庆帝气得哆嗦：明亮不但承认了自家轿夫涉赌，还招认了自己通风报信，包庇涉赌人员的事实。但随即又抖搂出更劲爆猛料：皇上，您别光逮着我一个尚书使劲啊，您派去抓赌的大学士禄康，他也赌！这就更晴天霹雳了：嘉庆帝极度信任的“大学士”，身兼“步军统领”的重臣禄康，明明肩负京城治安抓赌重任，竟然还是赌徒的“后台”？再一查又把嘉庆帝气晕：禄康的轿夫徐四，早就是京城里知名的赌徒，好几个赌窝都是他操纵。甚至京城地面上的各路官兵，都被他拉下了水，每次开赌都坐地分钱，赌一场就能分八千钱。当时京城日甚一日的“赌风”，就是这么刮起来的。

区区几个轿夫，狐假虎威奔走一场，就能闹出这么大动静。身兼国防大任的兵部尚书，甚至被嘉庆帝视作股肱的大学士，统统都被拖下水。“突击行动”背后的大清吏治？简直细思极恐。

于是，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落后挨打的大清朝，偏偏在“赌博”这事上，那是相当进步。到了“同光中兴”时代的1892年，理论上应该“读圣贤书”的科考学子们，也是常见沉迷于此。1892年的宁波科考，大批赌棍就汹涌而来，在考院外公然开赌，不把考生们的钱财榨干不罢休。是年9月的直隶科考更“进步”：考生们不去考试，直接坐庄开赌，还因分钱不均，几个考生抽刀子砍人，闹出流血事件。

堂堂天子门生，都这么往赌博泥潭里陷。不过，比起考试前还赌得热火的考生们来，晚清官场上的赌风，那也丝毫不差。特别是晚清“新政”那几年，肃亲王闪耆和贝子载振，都是赌博高手。北京城的各大衙门，每天都热闹开赌，就连晚年的慈禧太后，也是“颇好此戏”。赌博不务正业？这是京官的必修课。而是这个“功课”，在当时也不止是输赢多少钱的事。以胡思敬的总结说：京城的官员们，赌博的都是“奔走夤缘求进者”，多少见不得人的交易，牌桌上打几把，不动声色就办成。大清官场的蝇营狗苟，就被这赌博，“赌”到了新高度。至于道光年间，书吏们收赌场的那几百块好处？放在晚清官员眼里，那更是小意思。光绪年间的广东新任巡抚游开智，到了就大模大样“禁赌”，禁了没几个回合，就喜滋滋收了三十万两白银的好处。禁赌？不过捞钱的由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