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结合以上两点，是选择一个特征性明显，侦查难度低的突破口发力，还是从大量貌似‘随机’，特点不强的伤人案件中抽取一桩重点跟进，还用多说吗？”

其余两地的责任刑警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带头人都发话了，下边人自然没啥意见，纷纷充当

背景板，向冯霖行注目礼。

见此，他摸摸鼻子，说：“既然如此，那我大致谈谈我和佳仪的思路。”

“大多数情况下，监控都可作为无可推翻的直接证据——嗯，由于咱们不打算将本案视作交通事故，也就没有讨论责任划分的意义了，路权判定在本案中意义不大。”

“但这桩案子情况特殊，司机并无其他违规、违法、危险驾驶行为，且车辆确实存在‘失控’现象，因此，监控就只能作为补充证据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判定司机是否为‘主观故意’，除了依靠经验、逻辑推理等并不为检方和法庭单独认可的方式之外，就只剩两种方法了：要么，取得司机口供，亲口承认自己系故意肇事；要么，取得他们事先谋划的证据。”

“我认为，司机肇事不太可能是自发性行为——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一可能，还是得派俩同事调查下肇

事司机与受害同事、在场同事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纠葛等关系——而很可能是受人指使的。”

“那么，只要取得指使者指使其作案，亦或者他俩事先谋划、商量作案的证据，便足以证明他们的行为系主观故意。”

“按照这个思路，我与佳仪讨论后，打算从他们近段时间见过什么人、与谁有过联系、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等方面着手进行调查。”

“你们认为，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