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1911—2012），男，河北枣强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等。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获美国地理学会“乔治?戴维森勋章”。

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它融合工程技术、经济地理、建筑艺术、经济、计划、人文科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作为规划，它属于未来学，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我们搞城市规划，也是一种很复杂的艺术创作，应该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要体现时代精神。

在我国和外国的历史上，都有一些规划得较好、强烈地反映各该时代精神面貌的城市。如北京旧城，作为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它的城市规划得到国内外的

普遍赞扬。傍依湖泊建紫禁城，雄踞全城中央，从钟鼓楼、景山、故宫，到正阳门、永定门，有一条纵贯南北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整体布局谨严，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从正阳门进城，沿着狭长的红墙夹道，进天安门、端门和午门，直到太和殿，显示封建帝王的无上尊严。原先的宫廷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封闭的，紫禁城也是封闭的。这个全城总平面设计和空间艺术格局，突出了“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主题，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美国的华盛顿，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中心，它的城市规划也是很成功的。从林肯纪念堂到国会大厦，再向东延伸，有一条很长的中轴线。两旁有大片开阔的绿地，任人游憩其间。身临其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在说话：民有，民治，民享（林肯语）。这个城市规划，突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主题，显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

今天，我们应该站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高度上，

来搞我国的城市规划。特别是祖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规划，结合旧城改造，要突出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去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无条件地吸收。应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出新时代的新文化。

北京旧城同样属于历史文化的遗产，也必须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旧城的改造，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即是一例。天安门城楼，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天安门广场上多次点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天安门庄严壮丽的形象出现

在新中国的国徽上，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也就是古老文明新生的象征。原来天安门广场三面有红墙环绕，封建时代严禁人民群众涉足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限制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理应拆除。在扩大天安门广场的同时，又开拓了东西长安街，形成一条新的东西向的轴线，一条几十公里长的开阔的人民大道，这就把紫禁城推向“后院”的地位。广场上新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修饰一新的正阳门城楼，把喧嚣的闹市和庄严的广场分隔开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位国际友人曾这样说过：来到天安门广场，举目四望，雄伟的建筑物蔚为壮观，左右对称，给人以庄重、稳定的平衡感。

但是，在北京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拆城墙、填护城河，已经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一个教训。北京城墙的存废，是有争论的。存，如何利用？废，有何理由？学术见解上的争论，不应当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主张保留城墙，怎么会是“保皇”呢？！在封建

时代，城墙起了封建堡垒的作用，今天看来是糟粕。但是，发挥艺术的创造能力，也可以把糟粕化为精华，变腐朽为神奇。旧日的城墙，在今天也是大可改造和很好地利用的。即使拆了城墙，为什么一定要填护城河呢？如果在前门外的东西大街处，保留着旧日的河道并加以绿化，一溪清流的南北两岸，绿草如茵，百花争艳，既可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又可以改变城市小气候，给人民以充分的享受，岂不很好！在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大大发挥艺术创造的才能，为人民规划设计出一座座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富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城市。

（此文系作者在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发表在1980年第6期《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