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在大量地消亡，他们的后代对他们没有兴趣。前一段时间我去贵州访问，黔东南地区有32个少数民族，每年有40万人到江浙一带打工。这些初入大城市的女孩子们被花花绿绿的商业文化弄得眼花缭乱。到春节，把什么任贤齐、毛宁的光盘都带回去了，一回到村寨里面，还在寨子里的那些女孩子都围过来，立刻被吸引，跟着也出
来了。这些人再回去，换上了t恤衫、牛仔裤，完全不一样了，给那个地方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现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甭说穿少数民族服装，连说自己民族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少，每年都有两三个村寨不再说母语。
前几年一个法国女人，很有眼光，她住在贵阳，使了一些小钱让一些古董贩子到村寨里专门去收购百年以上的苗族的银饰、项圈、手链，还有刺绣，非常漂亮的老的服装。她在每样东西上加个标签，标上什么年代，什么样的人家，干什么的，属于哪个村寨都写得很清楚，然后运回国。她做了6年，最后她在贵州说了一句很狂的话，她说15年以后中国的少数民族到法国来看。
于是我们这几年做了一个事，就是把贵州所有民间艺术做一个普查，请了当地很多大学的学生，把贵州的9个地区，85个县，几千个村寨的，大到民居，小到荷包，做了全面的普查，然后做了个信息库。我在两会提过一个提案，就是重要的古村落全要建一个博物馆，把这些东西留在博物馆里。就像在意大利、
奥地利，让这些古老的村庄像诗一样，那样的优美。我这个想法是不是过于浪漫？
我曾经到多瑙河边卡缪那个地方，看到一个女孩子从一个教堂下来，穿着很长的裙子，手里拿着一串很大的钥匙，钥匙很古老。她走到一个大拱门，把门打开的瞬间，我仔细一看里面，就像茨威格里描写的一样，都是古老的家什，还有艺术品，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他们这么热爱自己的文化。而我们呢？包括宏村、西递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我们进了这个地方往里一看，基本上都是新东西，他们不是喜欢新东西，而是卖老东西才能多卖钱，我们的古村落基本被文物贩子给掏空了。
我注意了北京潘家园十几年的变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北京青年报》发了，名为《从潘家园看中国文化的流失》。最早这里的人家卖的是人们家里的细软，镯子，小银饰，小孩的长命锁，古董珍玩，文房四宝，然后就卖墙上的字画，字画卖完就开始卖家具，这些都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卖窗户。你看越好的饭店里老窗户就越多，都变成了装饰品了，那些窗户从哪
来都不知道。最后卖什么？卖柱础、卖柱子，这说明房子已经拆了。
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没被商业化的精神绿地
雨果在1835年写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的文章，把那些没良心的开发商臭骂了一顿，说他们把法国历史的精华，把那些石头上尊贵的记忆都毁掉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作家，是《卡门》的作者梅里美。他成立了一个法国古典建筑保护委员会。他保护的不是建筑，而是法国人的精神。后来又出现一个很了不起的法国家叫马尔罗，他当过文化部的部长，其间他对法国整个的文化做了一次普查，大到教堂，小到羹勺做了彻底的调查。调查完以后，他说经过这次普查，他们知道美国人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法国是文化上的超级大国。法国人不随便说英语，就说法语，他们有强烈的文化自尊。全世界每年有6000万人去法国旅游，那么尊崇法国，就是因为法国有一些先觉的知识界的人，他们站在了时代前沿，捍卫着法国。
有人说我们的问题是因为太穷，等到富了，这些问
题我们就一定能处理好。穷的时候没有办法，只有先解决肚子问题。可是，现在中国的饭店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肚子里鸡肉鱼肉都有了，为什么还没想到文化？一个国家富当然好，要富到哪里去呢？不值得思考吗？富到哪里去才能回来怜惜怜惜养育我们的生命的文化？
我们一代一代人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文化不只是语言。我们用的一种表情、一种方式，我们就会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就是文化造成的，因为我们从小在同样的摇篮里，听同样的儿歌长大。我们对绘画的水墨就有感觉，西方人对水墨就没有灵感。我们到过年三十那天如果没回家，非得给家里打个电话，那个电话就和平时不一样，因为那时有节日气氛，有民俗情感，这就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怀、凝聚力。
我在美国一个小城镇访问时，到一个保险公司，老远地看到一个雕塑矗立在那，是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作品。往前走，有毕加索的雕塑，整个保险公司放满了现代艺术和现代雕塑。我问那个公司的老板这
是为了什么？老板介绍说，第一，是因为现代的艺术大多是试验性的，他们需要人支持。第二，是为了让职工在一个非常高尚的地方工作，他们就会有一种尊贵的感觉。我想我们大学生也是如此，不是到大学里拿一个罐装点知识就走，他们在这里要建设自己的心灵，使自己高贵，变成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思想的人，走向社会。
去年在天津，在我的艺术学院办了一个画展，从意大利弄过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一批大家的作品，全国大学生来参观都免费，每天有7000人。我们就是想在大学里有一片净土，有一片把美视为神圣的地方，有一个精神的殿堂，没有商业化。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一片精神上没有商业化的绿地。我觉得大学生们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人生的理想，价值观的确立，还要建设自己高贵的灵魂，要对我们的国家、民族负有责任。
（此文系作者2007年6月17日在东南大学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