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道

记者：第三届北京现代音乐节刚刚落幕，请您谈谈现代音乐节对推动现代音乐在大众中的认知具有的意义是什么？

叶小钢：所谓大众的概念或范围我不太知道，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首先让一些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知道，现代音乐不是像他们印象中的那种完全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想出来的东西。我们所说的现代音乐其范围是非常宽泛的，我认为现代音乐就是存在于社会的每一种状态的音乐。我们把这些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音乐放到音乐节这样一个平台上来，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能够了解和欣赏到这些可能并不为我们所知的音乐。现代音乐一方面可以是学术性很强的，或是实验性很强的，也可以是很普及的，或者说是普通的。其次还有那些存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间现今还流传着的还不太为我们所了解的音乐。我们也把这些根植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音乐带到了北京现代

音乐节的舞台上。像伽美兰音乐我们中国的听众可能就不太了解，它在印尼流传了上千年；还有福建的南音音乐也存在了一两千年，安徽的黄梅戏作为地方剧种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内蒙古的四胡音乐从忽必烈时期就开始流传存在，也都有上千年的时间。这些音乐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不同民族的生活中，但或许还并不为我们所知，北京现代音乐节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音乐家、学者、音乐爱好者、青年学生、普通大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多元化的，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还流传、保留着的各种还不为我们所知的音乐类型。从这点来看，北京现代音乐节让广大音乐爱好者了解这些音乐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您觉得现代音乐在中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叶小钢：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发展，我觉得现代音乐节还应该做得更大，影响更大，现在只是苦于经费、条件、场地等种种限制。事情总是要慢慢发展，我们的条件还不是说特别优秀，但是现代音乐节到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可以说北京现代音乐节不论是在演出曲目的选择还是演出规模都

是一年比一年好。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国家级的项目，目前来说还只是学院性质的，或者说是民间性质（比如说由音乐家协会来主办），中央音乐学院主要还是作为教学、科研单位，北京现代音乐节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国家级音乐节的概念。我希望能在以后可以把北京现代音乐节做大，做成在国际、国内较有影响的音乐节，来更好地推动现代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在今年的曲目选择上面，我们也更加重视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未来是青年人的，要给青年人一个平台来展现他们的才华，为他们以后的事业做个基础。所以本届音乐节也推广了很多年轻作曲家的作品，中国现代音乐的未来发展寄希望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记者：我们看到在本届现代音乐节上还邀请了台湾旅奥作曲家施捷先生，并且前段时间台湾东吴大学25名师生也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交流演出。请您介绍一下两岸的交流活动以及未来的合作。

叶小钢：不仅在本届现代音乐节我们邀请了台湾旅奥作曲家施捷先生来参与，而且在今年我们还打算做一个两岸四地的音乐会，到时台湾地区的一些音乐家

、演出团体将会和大陆、香港、澳门的音乐家共同演出、交流和研讨。我希望明年的北京现代音乐节台湾地区可以有代表团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是台湾民间的戏剧，也可以是现代音乐的演出团体。目前我们的交流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一直期盼能与台湾的同行一起交流、合作。像本届现代音乐节演出的传统福建南音音乐，相传在300多年前郑成功入台的时候，随福建军民子弟而带入台湾，当时为了和锣鼓乐的“北管”有所区别，便将弦管称为“南管”，所以说现在被台湾称为南管的音乐和福建泉州的南音音乐都是同根同祖的音乐。像我和很多台湾地区的作曲家如潘皇龙等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也希望在明年的北京现代音乐节上可以听到更多来自台湾作曲家的作品和台湾音乐团体的演出。

记者：纵观您的艺术生涯，我们可以看作三个阶段，1987年出国留学前阶段，1987—1994年的留美阶段和1994年后回国阶段，您怎样看待这三个阶段对您艺术创作的影响？

叶小钢：我认为1987年所谓的第一个阶段，可

能还是年轻人，所以创作的作品中实验性、探索性的东西还更强烈一些。那时我还在通过各种风格的创作找寻自己的艺术定位。其实我现在的很多音乐作品中一些风格和旋律在那个时期已经显露端倪，我想那个时候是一种积淀，已经是在慢慢地形成我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1987年以后我到了美国，接触了更多的西方音乐，也听了很多类型的音乐，或许在国内创作时会有一种传统上的约束，到了美国之后在创作的类型上可能会更无所畏惧一些，在风格上也更加多元化一些。1994年回国后，我接触到了生活中更多的层面，加之到全国各地去采风，交际生活也很广泛，创作的方向也宽广了许多，阅历也增长了，书读得更多了，选择表达的方式更容易被人理解。所以我们认为回国后我的作品实际上比我1987年之前那段时期有了更深层次的积累、更深层次的反省，创作风格上也有了多方面的发展。比如我现在也有创作一些比较前卫的作品，是长笛和钢琴的作品，这次没有在音乐节上演出。也有一些“委约”作品，像《长城交响乐》《大地之歌》都是应一些部委委托所创作的。

在这些作品中我兼顾了作品学术性和可听性，我认为这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作品会和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都不太一样。我的作品听者会觉得很好听，很现代，也会感到前卫。在我的创作中我并没有回避在其中运用我们民族音乐的一些旋律或元素，只是我会把一些民族音乐的元素内化成我自己的音乐语言融入我的作品中来。现在我的风格已经逐渐定位，也许以后大家听到某一段音乐的时候，会说这就是叶小钢的音乐，可能这也就是我音乐的标记，一种符号。我常常和别人形容我的作品就如同一幅人文画卷，从中能感受到那种人文关怀。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和我的性格相关联，但也许这正是我音乐的特点。

记者：您父亲叶纯之先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作曲家，他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叶小钢：我觉得父亲给予我的影响实质上更多的不是来自音乐上而是生活上。人生上，他教会我一种对人生的思考，比如怎么样把自己的情感更好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让自己的作品更加人文化。我从我父亲的音乐中可以听到很人性的东西，不仅仅是旋律非常

好听，还有那种感动人的力量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可能我的音乐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我的很多作品都是我自己有感而发所创作，不是那种故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苦苦思索所创作出来。像我写过的很多的影视音乐作品，大多都是以我自己作为第一人称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影视音乐创作得很客观，但我会站在整个影视作品的角度上来创作这个作品，我也会和导演、演员进行多方位的交流，把自己融进影视作品的意境中去，来把握其中的情感来创作出那些充满着真情实感的音乐。

记者：您的人生充满了坎坷，这种对生命的历练，使您创作的一些作品凝重、充满了人文关怀。您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本质的是什么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叶小钢：我想应该是自我的真实是第一位的，在我的作品中我所要表现的是我的真实状态，真实的情感，我不去过多地修饰它。我的音乐作品是真实的、毫无修饰的，没有任何的渲染和刻意扩张，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你的本真确实能打动人，那你的作

品会感染别人，别人也能从你的作品中感受到你的善良、同情心、内心的美好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社会大众的人文关怀，对世间的普照甚至同情心。我觉得这是作品中很重要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作品中的一种哲学思辨。像brahms（勃拉姆斯）的音乐，从他的音乐作品中能听到那种宏大的对全人类的关怀，他的作品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来纵观人类，对生命、爱的理解和诠释。而这种情感恰恰是中国当代作曲家所欠缺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点和我的作品中所要阐述和表达的情感是相通的，也就成为我音乐作品中的一个优势。也许还是和我的性格与生活阅历息息相关。

记者：生活中您是个怎样的人？我知道您酷爱读书，也知道您目前也在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叶小钢：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喜好读书，“文革”的时候没有其他书籍可看，那时候看了很多鲁迅先生的书，像鲁迅、余秋雨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家。目前在写一本书，一本关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我的音乐之途的书，我用它来感念我的父亲

和我50年来的感悟和成长。虽然我不是写书人，但我会很在意文中的用词造句，不过由于平时各种创作工作、社会事务都比较繁忙，这本书可能要明年才能出版。

记者：古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您已经迈入中年，回顾走过的路您的感悟是什么？

叶小钢：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轮回，一种生命的轮回。50岁过后，我思索过我把它看成生命的重新开始，人们常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过了50岁，就当所有的一切再重新来过，于我看来那是很美好的。50年走过的路、经历的人生种种让我体会至深，我把这50年的心路和感慨写在我的作品中，我的音乐创作不可能再重新来过，回到那种很原初的状态了。但是我50岁以后的音乐会更加朴实、泰然、凝练。

（原文刊载于2006年第7期《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