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藻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钱包，从钱包里拿出了二百多马克，递给了伯纳德明，然后对他说道：“你先到大使馆旁边，有一个中国人开的旅店，名字叫做悦来旅店。那个地方注定中国人不用登记身份证，你先在那里租一个房间，我一会儿开车去学校，把你所有的需要带的东西都拿过来，你现在跟我说一下，你要带什么东西去哥本哈根？”

伯纳德明向刘文藻交代了一下自己的行李：“旅行用的包裹我已经都打好了，就放在我的床铺上，旅行证件和护照也都在那里面，你直接拿过来给我就可以。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是，洗漱用具和卫生用品了，放在宿舍里也

没有关系，到了哥本哈根，我会买新的。”

“好，那就这么办，事不宜迟，你先离开这里去旅店开房间，你离开十分钟之后我再走。对了，把你的学生证和身份证给我，这样我好替你去办离校手续，也好把你的行李和包裹从学校里拿走。”刘文藻继续安排道。

“哦，离校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你只要把我的学生证和身份证给宿舍的舍监看，他就会让你把我的行李都拿走的。”其实在伯纳德明放火烧毁化学实验室之前，为了以防不测，他也早就办好了离校的手续，而且把行李和铺盖卷儿早就整理好了，准备随时离开柏林大学到哥本哈根去。

伯纳德明与刘文藻接头完毕之后，他便按照刘文藻的安排拿钱去旅馆租房间去了。在伯纳德明离开接头的咖啡馆之后十分钟，刘文藻也迅速离开了这里，开着车前往柏林大学，为伯纳德明取行李去了。

正如刘文藻猜测的那样，由威廉卡那里斯海军上将领导的军事情报局早就向柏林大学派出了一个特派员，他的名字叫做格雷戈尔考夫曼，是一个上尉。他虽然没有第一时间赶到柏林大学的火灾现场，但是他通过调阅警察局和消防局的现场勘察档案，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由消防局的档案上记载的，柏林大

学化学系实验楼的火灾是由工业酒精点燃引起的，而格雷戈尔考夫曼经过询问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他发现实验用的工业酒精都被完全密封的存储于非常结实的金属钢瓶中，如果不是人为打开瓶塞的话，根本不可能将瓶中的酒精释放出来。所以格雷戈尔考夫曼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场人为的纵火。

但是纳粹党分部在柏林成立之后，特别是在纳粹党开始进行大选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柏林的抢劫和纵火案件的数量急剧升高，其中大部分都是针对犹太人和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店铺进行的。而在柏林大学中，只有戈培尔发动的“焚书坑犹”事件，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的纵火犯罪。因为那次事件之后，柏林大学的保安措施变得废弛了，像化学系实验室这么危险的地方，居然只有一个流动巡逻保安，连个固定的看的人都没有，所以才会造成了这次人为的纵火事件。

格雷戈尔考夫曼认为纵火的犯人肯定就是利用了化学系实验楼的保安条件薄弱，所以才抓住了漏洞成功的潜入了化学系实验楼，进行纵火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烧化学系实验楼呢？而且起火的房间正好是施拉德博士研究神经毒剂塔崩的地方，这是不是意味着纵火的犯人，具有某种军事目的或者政治目的，他的纵火行为绝不是普通的发

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是有针对性地要破坏施拉德博士的研究成果。因为这项关于神经毒剂的研究成果，德国国防军的上层正打算用来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交易，将那些神经毒剂卖给中国国民政府，帮助他们围剿国内的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战场的实战中检验施拉德博士发明的神经毒剂的效果。

格雷戈尔考夫曼向施拉德博士询问了谁有可能熟悉他的实验室，还有就是谁知道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古斯塔夫施拉德博士此时正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火毁于一旦，而暴跳如雷。他的内心里早已经认定了和他同在一个实验室楼层里，就在对门儿的那个尼科拉斯冯奥西茨基，因为这个尼科拉斯冯奥西茨基经常对他说一些酸酸涩涩的话，特别是在他发明了塔崩神经毒剂之后，与法本公司签订了长约，更是引起了他对门儿的这个尼科拉斯冯奥西茨基的羡慕嫉妒恨。所以施拉德博士就把他的怀疑一股脑儿的告诉了考夫曼，考夫曼听到这里也初步认定了那个尼科拉斯冯奥西茨基很可能是出于忌妒，而在实验室纵火的，但是他又不能确定，单单是出于忌妒心就能导致这一系列的犯罪后果吗？格雷戈尔考夫曼觉得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特别是他曾经考虑过的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

在伯纳德明出去和刘文藻接头的当天上午，格雷

戈尔考夫曼又前往柏林大学逮捕了尼科拉斯冯奥西茨基。他把奥西茨基押回了军事情报局，关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审讯室里。

“说，你为什么要放火焚烧柏林大学的化学系实验楼？”格雷戈尔考夫曼朝奥西茨基猛挥了一拳，开始对他进行刑讯逼供。

奥西茨基被打得嘴角流血，惨叫着说道：“哎呦，打死我了。我没有放火呀，你这不是冤枉我吗？那天我正在和伯纳德喝酒，伯纳德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你把伯纳德叫来，一问就知道了，那天喝得醉醺醺的，完全不省人事了，是伯纳德把我放上了床，让我休息的。”

“你说的这个伯纳德是谁？”格雷戈尔考夫曼声色俱厉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