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在那本书里，他们把间谍分成了不同的种类，而且把使用间谍的理论已经变成了一项系统性的学说。特别是现在中国人的谍报工作已经做的非常的让人惊讶了，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他们的国家领袖遭到过行刺，而且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实行了对外的开放政策，但是对于外界来说，他们仍保持了神秘性。”

埃里希梅尔克抓了抓他的额头，说道：“总之，马库斯，我们要继续监视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如果他是‘红娃娃’的话，在我们二十四小时的无缝监视的过程中，他最终会露出马脚的！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懈可击的间谍，只要我们抓住了他的马脚，就可以把他转变为能为我们所用的双重间谍，我们很多埋在苏联和美国的线人不都是这样成功的转变过来了吗？”

马库斯沃尔夫这时候终于明白了，他的顶头上司究竟脑子里在想什么，原来他是想把“红娃娃”找出来之后，变成能为他们自己所用的“双重间谍”。史塔西确实在苏联，美国和西德境内布下了很多双重间谍的眼线，但是对于在红色中国境内布下双重间谍的眼线，他们还从来也没有尝试过。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由于民主德国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民主德国与中

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很微妙的境地。虽然双方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中国的情报部门，对于民主德国的谍报机构史塔西的大名也是有所耳闻的，所以非常注意防范史塔西对中国国内的渗透。这么多年以来，民主德国的史塔西在中国大陆没有建立起任何一个双重间谍的谍报网络。

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实利益的考量造成的，东西德国作为冷战对峙的最前线，史塔西的情报力量把大部分的力量都用于对付欧洲的敌人，特别是他们的同胞联邦德国。在联邦德国存在着同样强大的“盖伦组织”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再分出多余的资源去考虑一个对于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形势影响不大的亚洲国家。更何况这个亚洲国家在表面上一直维持着与民主德国的良好关系，双方在很多层面上还有不少的合作。特别是在中国搞活经济之后，中国经济活动的经验成为了民主德国期望学习的一种样本，双方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开始了合作关系。

最后，对于民主德国的情报部门来说，他们提防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自己的同胞联邦德国公民，因为这些国家情报机构的活动，所能对他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力，要远远的超越中国。

作为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剑与盾

”，史塔西把主要的精力都用来投入到冷战之中。

关于“红娃娃”的情报，虽然他们也从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里收买了一些心怀叵测的分子，但是他们并不能确定这些并不是十分可靠的可疑分子提供的“红娃娃”的情况，就是真实无误的！甚至在当初获知这个情况的时候，史塔西居然认为这是苏联人和美国人，甚至有可能是英国人，编造出来的假情报，以分散史塔西对于这些国家情报活动的监视力量。

但是由于在收到了“红娃娃”可能来德国的情报之后，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就有很多身份值得怀疑的可疑的中国公民进入了民主德国的境内，所以才引起了史塔西对这件事情的进一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