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的小男孩韦衡，最后一次行踪出现在长途汽车站，彼时他刚刚放学，还背着书包，自行买了一张前往北方某城市的车票，摄像头显示他通过了安检，但乘客记录证明他根本没有上那辆车。

从此人间蒸发，没有求救讯息，也没有勒索信。

孩子失踪之后韦衡父母双双辞职，卖了房子，一年间几乎走遍小半个中国。

余思磊说，“他们时不时会打电话来问一下进展，起初孔队还会亲自接电话解释，后来就交给组里其他人了，是觉得丢脸还是不忍心，没人知道。”

林舒夭看了十几分钟，最后说：“就这个吧，说不定还有希望救一条人命。”

对韦衡父母的口供记录有足足五页纸，想必值得说的不值得说的他们都说了，江迢也不想无端端给人虚假的希望，于是决定先不去找他们，而是先安排程元带上徐岩以再去跟汽车站的工作人员聊聊。

“我们去找孩子在学校的老师同学们问一下情况吧。”江迢对林舒夭说。

老师们倒还在原先的学校，但是韦衡的同学们今年升入初一，去了全市不同的学校。

一天下来他们只跑了城东的五所学校，连午饭都是就近解决的。

得到的线索却不多，韦衡在同学们眼中比较安静内敛，也没有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大家提起他，就都说他成绩好，所有老师都很喜欢他，这和几位任课老师的口径保持了统一。

总而言之，韦衡是个聪明又听话的乖小孩。

“乖小孩不大有可能特立独行，他的父母提到当天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因此也可以排除赌气离家出走的选项。”江迢说。

林舒夭同意这个说法，“是有人在引导他去车站，然后带走了他，我猜他也许说不定还在这座城市里，凶手让他去车站，只是混淆视线。”

江迢侧首望着她，问道，“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林舒夭看向前方大路，低声回答，“没有勒索信，不是为了钱，他父母只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否认自己有仇家，所以也不是报复。”

“十二岁的小孩，应该知道警惕陌生人了，能让他心甘情愿服从命令，必定是很熟悉很信任的人。”

夜色降临，路灯依次点亮，林舒夭在不断后退的街景中说：“重点查他其他的亲戚，还有学校老师、校长。”

江迢说：“我看案件资料，三队已经筛过两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