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有多少克镭呢？”我问。

“只有1克多一点点，”她简洁地回答说，“都在我的实验室中。”

“夫人您只有1克镭？”我惊讶地问。

“我？不，我一点都没有，”她更正我的话道：“这1克镭属于我们的实验室所有。”

我提到她的专利，认为她对镭的生产方法应该拥有专利权，仅此专利的收入就会使她成为一位百万大富翁。

她淡淡地说：“我们拒绝任何专利。我们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发展，镭的发现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任何个人的财富。它是一种天然的元素，应该属于整个人类。”

她在说这些话时，丝毫也看不出她因为放弃了专利权而有任何值得惊讶地地方。但是，她为科学的进步和减轻人类的痛苦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正当她大有作为之时，却没有足够的设备让她的智慧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1克镭的市场价格当时是10万美元。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尽管在一幢新建筑物里，但却没有足够的镭，她的实验室的那一点镭只能用于产生镭射气，供医院用来治疗癌症。

居里夫人对生活的艰难困苦无怨无艾，但对于设备缺乏而影响了她和她女儿伊伦娜的研究，却倍感遗憾。这些研究十分重要，急需尽早开始。

几周以后我回到了纽约。开始我本指望找到10位富有女性，每位如果捐助1万元，就可以买到1克镭送给居里夫人，从而让居里夫人继续进行研究。这样可以不必开展公开的募捐活动。

但是，后来我发现找不到10位妇女愿意联手帮助居里夫人买到她急需的1克镭。但是却有10万名妇女和一群男性愿意共同帮助居里夫人，他们有决心为居里夫人募集到购买1克镭的钱。

我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第一笔较大数目的援助是威廉·沃根·穆狄夫人提供的，她是一位美国诗人和剧作家的遗孀；第二笔来自赫伯特·胡佛先生。

当全国性活动展开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罗伯特·G·米德夫人担任秘书，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自己也是癌症预防工作者；尼古拉斯·F·布瑞狄夫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这些女性得到了一些男性科学家的支持，他们都十分清楚镭对人类的重要价值。其中有罗伯特·阿贝博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博士，前者是美国第一个使用镭医疗的外科医生，后者是克鲁克尔纪念癌症研究实验室主任。

没到一年的时间捐款就募集齐了。

科学家们选出一个由伍德博士领导的委员会去购买镭。美国所有生产镭的工厂都聚集一起来投标，最后，标价最低的一家工厂获得了订单。

巴黎《晨报》的主编史特凡纳·洛詹纳记叙了居里夫人一生中第二件难忘之事，那是我与她会面以后快一年的事，距离巴黎大学她第一次上讲台那动人的一幕已有15年。

这些年来，她从未在公众面前露面，全身心在实验室里忙于研究。1921年3月，洛詹纳先生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我拿起电话，听见有个声音说：“居里夫人想和您通话。”简直无法让我相信，可是，别又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吧？忽然，电话里传来了居里夫人的声音，这声音我以前虽然只听到过一次，却已经牢记不忘了，那是居里夫人在接替皮埃尔的讲座时讲的话：“当我们了解到19世纪开始的放射性研究已经为科学带来的进步时……”

现在居里夫人说：“我想告诉您，我准备到美国去一趟。作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因为美国是那么遥远而且它又那么辽阔。如果不是有人邀请我去，我恐怕永远也去不成的。我的确有些担心，但又夹着极大的喜悦。我从事的是放射性科学研究，因此知道在科学领域里我们在许多地方得益于美国。听说您很赞成我到美国去一趟，所以我首先告诉您，我已经决定去。不过请您暂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这位法国最伟大的女性说话时简直像个小姑娘，犹豫、颤抖着。她虽说每天与比雷电还危险的镭打交道，但只要遇到抛头露面的事情时，她就显得胆怯、踌躇。

我前面说过，她以前谢绝了几次去美国的机会，是因为她舍不得与她的两个女儿分开。我想，这次她最终答应做长途旅行和面对让她害怕的公众和传媒，部分原因是她要感谢那些支持她科学研究的广大美国公众，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次美国方面为她的两个女儿提供了与她一同做长途旅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