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睁睁看着，绰罗斯部从偏居西北的小老弟成长为统一整个蒙古高原的瓦剌汗国。

朱棣用一生心血，把饭嚼碎了，眼巴巴的喂到了好孙子嘴里，然后……他就这么给一口吐了。跟这个比起来，朱瞻基弃安南那都算小事儿，顺便提一句，安南自此以后再也没能收复，啊对，现在改了个名字叫越南了。

土木堡之变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朱瞻基。

他不但浪掉了自己爷爷一生的基业，还给自己儿子挖了一个大坑，的确，主观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王振和朱祁镇瞎指挥所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土木堡之战打响前，在猫儿庄、鹞儿岭明军已经遭遇了两场野战的惨败，阵亡数万人。

这两场战争总没有王振和朱祁镇瞎指挥吧？可为啥明军还是打不过瓦剌兵？

还不都是仁宣时期，武备松弛，放任卫所制败坏，明军的野战能力彻底退化了呗。

外加朱瞻基的放任，土木堡之变前的瓦剌，版图已经不下于当年铁木真刚统一时的蒙古帝国，也先的铁骑都扫荡到乌兹别克了。

此消彼长下，你把朱棣本人放在正统十四年，怕不是也得先避其锋芒，你的好圣孙都把爷爷留的精兵给玩烂了，这还打个锤子啊？

土木之变，这锅说到底就是朱瞻基的，还想甩给谁啊？

土木堡之变的源头是朱瞻基，早在明朝时，就有人提出类似的观点了，如弘治时期的治理边疆的大臣马文升：

“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嘉靖时期，参与张璁变法的霍韬：

“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

这里谈的是三杨，一看就知道是为尊者讳，故意给朱瞻基留面子，谁都知道真正拍板的还不是你朱瞻基啊？

《宣德皇帝传》：

“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所以，朱瞻基才是导致明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

有人惋惜朱瞻基怎么才在位十年，幸亏这货只在位了十年，他要是继续活下去，等到麓川思任发叛乱的时候，以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大概率又要撤军弃地，到时候西南能不能保住这还两说呢。

好圣孙好圣孙，他好个鸟的圣孙！明仁宗朱胖胖就撇得了干系？

安南事坏，就是朱胖胖擅自给前线将领下命令，在大优势下要求用仁义招降，这个微操秀得跟当年隋炀帝一征高丽似的，真特么将从中御，还是从北京往安南御，你倒是御的够远啊？后世也有一位微操大师，遥遥电话指挥，然后给人赶到台湾去了。

至于有人说朱棣的盛世，一半的功劳都在朱高炽，什么永乐大帝，那是朕的征北大将军。

你尬不尬？

朱棣只是在北征途中，才会让太子监国。

而且朱棣五次北征，后三次都集中在最后三年，前两次出塞也就是个把月就回来了，五次北征总共也就两年。

永乐一朝二十二年，你朱高炽监了两年的国，就要把永乐盛世的功劳分走一半，你脸咋这么大呢？

朱棣好大喜功，仁宣不得不战略收缩，这就是扯淡。

永乐时期，说来说去不过一个唐赛儿起义。

这场起义，参与者够不够一万人还两说呢，波及范围就两个县，这么小规模的起义怎么就代表永乐一朝民不聊生了？

反观“休养生息”的仁宣之治，在十一年的治理之后，正统初年就爆发了邓茂七、叶宗留以及东南矿工大起义，每一个都是数万人，波及数省的那种。朱胖胖父子这两位“仁君”，又是怎么把这么大的起义给“修养”出来的。

在财政上，都说朱棣花钱如流水，还是仁宣父子懂得勤俭持家。

然而，宣德五年，工部尚书黄福却表示：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给未尝乏绝。近年以来，无大营造、征伐之费，当有数年之积，而仓粮每岁仅足，设有水旱之灾，征调之用，将何以给之？”

自己看看这脸蛋打的响不响？到底谁在位期间的国库更穷啊？

以前,当人们谈到明代治理较好的时期时,常常提到所谓“仁宣之治”。但是战绩有时会说谎，战线永远不会说谎；国力有时会说谎，但人口和土地永远不会说谎；

而仁宣之治期间，山西，北平，大宁行都司故地被蒙古人占领，奴儿干都司和交趾布政使司被放弃，明朝战线全面收缩，首都直接暴露在边境线上。

实际上,仁宗只在位一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一年间将国家治理成盛世宣宗只在位十年,基本上只是个守成之君,其统治期间的相对太平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

为什么要吹宣德之治，不过就是休养生息，与民更使，重要文官罢了。武将们大多丘八一个，史书还不是那些文官来编？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吝啬笔墨吹嘘咯。

但是我们后人要清楚！

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组织三千文士编纂了《水乐大典》他五征漠北,八十万大军下安南,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一年的漕运能力由不过50万石提高到500余万石。

永乐时还陆续兴办了一些浩大的工程,却国力不绌。这种盛世景象,是明朝其他时期见不到的。因此,称“永乐盛世”更合乎历史实际。这一切都是以永乐时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永乐年间，朱棣因后勤压力做出了南撤战线的战略调整，为了弥补卫所后移的短板，他开始寻求战术上的主动，采用抑强扶弱的方式，先后两次出击大漠，使得瓦剌和鞑靼在名义上称臣。

在永乐后期，因为阿鲁台的桀骜不驯，让朱棣下决心一劳永逸的解决掉鞑靼本部，于是采取扶植瓦剌的办法，在晚年三次北征，一步步削弱和压缩鞑靼的生存空间，试图达到彻底灭亡鞑靼的战略目标。

但是朱棣出师未捷身先死，驾崩在了榆木川，但他的战略规划还在继续，脱欢正如朱棣生前的剧本所料，慢慢将阿鲁台逼至绝境，为明朝收服鞑靼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只是朱棣万万没想到，他选择的继承人时走了眼，所谓的“好圣孙”中看不中用，“善于作秀而并无多少雄才大略”。他不但错过了这个控制草原的良机，还坐视瓦剌一天天的壮大，成为横在明朝北部的心腹大患，最终酿造了可怕的后果：土木堡之变。

所谓的仁宣之治，不过就是在吃朱棣的老本，为永乐盛世的余绪罢了。

平定天下，迁都北京，修成大典，沟通南洋，威震四海，平定安南，打压蒙古。

以上就是朱棣同志的主要政绩史。在执政的前十几年中，他不停地忙活，不停地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也获得了许多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一代英主的名誉。

对于朱棣的评价，我实在是不敢班门弄斧，而《明史》固然有很多缺漏，但是我认为，在对朱棣的评价上，纵观诸史，无出其右者：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得评如此，足当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