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一两银子能买一石(约150斤),十天后就变成了五两银子买一石。
国库丰盈的时候,还能多撑一段时间,以现在的财政状况,恐怕很难。
综合来看,要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只有三个途径。
其一,增加耕地、提高作物产量。
截至清朝,中国是运行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无数人才从这方面想了又想,早有良策。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惜都推行失败了。我想破脑袋也拼不过先贤。
其二,保证风调雨顺。
可是,祈雨,我插不上手,因为这年代纯看老天爷脸色,根本没可能人工降雨。
其三,稳定物价,保证朝廷能低价高效地筹到粮食。
这可能是唯一的突破口。
“靳驰,去年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宣化五府因涝歉收,从哪儿调的粮?”
靳驰道:“是从山东、山西等地借来的。其实按照朝廷章法,发生灾荒时,应首先启用当地的义仓和社仓。义仓是由从百姓手中收上来的税米、税银购买的米填仓的,而社仓是由百姓在丰年时积攒的,以及官府发动富户捐赠的米填仓。只有这两仓都空着,才会从其他地方调。”
“义仓好像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我巡视天津时,知府莫凡正挖空心思建粮仓。而据我在山东了解的情况,社仓都是摆设,老百姓根本攒不下,寅吃卯粮得多。就算有,也绝不肯交公。山东给的粮食,是官府从老百姓手里横征暴敛来的。而且,并非借给灾区,而是高价卖给了灾区。”
“正是如此!花钱的只有户部,地方官一个大子儿没出,还借赈灾之名加税,趁机大捞一笔。”身为山东巡抚千金的黄招娣一点儿也不给她爹遮掩,立即附和。
她还说:“为保京师安稳,直隶既有社仓,又有义仓,不过去年都用了,所以天津当下的要务就是尽快填充两仓。可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都没有余粮,只能靠开荒增产。倒是各地士绅、地主的私仓满得朝外淌。”
“这么说,赈灾粮主要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所以他们总是攒不下存粮。而士绅、地主的粮食多的用不了,却完全流动不起来。这才导致市场供需越来越畸形。”
靳驰冷笑道:“他们也会卖,等到老百姓手里一丁点粮都没有,不得不卖儿卖女换粮的时候。”
我的思路渐渐清晰:“只要让他们的储粮流动起来,甚至越有灾荒的时候越便宜,就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还能让大多数人吃上饭。”
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地问:“怎么流动起来?”
沉思良久后,我给了他们一个,对三百年后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都算不上熟悉的名词: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