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枫提笔继续写道。

所以应该法德并举，对必须做的事情，或不许做的事情，如孝顺老人，爱护小孩，杀人抵命等等应用“法”加以制约。

同时，应吸收道家无为而治，尊尚天道的特点，杜绝法家“制天命而用之”，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控制的坏毛病，遵循天道规律，顺天意，知天命而用之。

应立法者，必立法，但法不可过细，否则便是违逆天道，过犹不及，必当遭受反噬天谴。

对于法所不能控制的范围，再以“德”加以规劝，以教化提升百姓，尤其是执法者的道德水准。

因为有法可依，执法者可以控制的自由裁量权，会变得很小，也可以进一步减少人治“徇私枉法”和“收受贿赂”的问题。

写到这里，秦枫的第二部分，几乎是将治国的“德”与“法”，“有为”与“不为”又说得透彻无。

他看了一眼眼前明灭不定，快要熄灭的天道试青烟，忽地淡淡一笑。

原本已经准备悬笔结尾的手，骤然再下。

他还要写！

秦枫的第三部分，居然直指了立法者的阶级问题。

秦枫后世是生活在现代的华，自是不可能在章里直接鼓吹“天下大同”和“人民当家作主”，他选择的是自己在道家小世界所做的《平天策》的观点。

“道家认为人人生而自由，虽天赋不同，性善性恶，但众生平等，在天道面前，尽是刍狗……也是说，人人生而平等自由！”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存在于社会之，但往往强调个体要屈从于集体，也是集体主义的集权。但这样会抹杀掉个体存在的价值，而且会因为人性的恶被隐藏在伪善之下，导致集权腐败……”

“儒家集权统治的基础，建立在君主是明君、任君，即内圣外王的基础，好的君王也的确是‘民贵君轻’，为社稷和人民服务的……”

“只是儒家本身对于培养圣王，并无什么好的办法，完全望天收，导致儒家治下的社会，遇到明君则一片祥和繁荣，遇到暴君必然民不聊生，但又碍于儒家的礼法纲常，不能造反，只能忍受……”

“真正的情况之下，应是人民因为圣王的德行而向他归附，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同时渡让一部分权力给圣王及他的朝廷使用……”

“用以维持社会的秩序，让个人得以更好的发展……”

“但人民是将权力渡让给圣王，但不是完全向圣王无条件臣服，一旦圣王无道，起来反抗的权利也应该被法律所保障，不会再受到儒家纲常的约束限制了。”

“王朝的执政者，受制于人民与圣王之间的法律，受到人民随时可以起来进行正义反抗的威胁，才能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道德与言行……”

“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如道家所说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样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

“理想的和谐治世，德、法、道，缺一不可！”

秦枫写到这里，直接引用了孔圣与其弟子的一段对话，写道：“弟子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

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弟子问孔圣，齐国的管仲是仁者吗？他的国君杀了他的主公，他不但以死殉主，还做了国君的宰相。

孔圣的回答是，管仲匡扶了天下，百姓至今仍受到他的恩泽。如果没有他，我们岂不是还在过着不知礼仪，生活困苦的日子吗？

最耐人寻味的是，管仲并非儒家。

这段对话可以说为秦枫的“经世致用”论点提供了直接的佐证，治世应该以“功”为先。

于国于社稷有功，无论是百家的何家，都值得儒家肯定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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