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越来越大，天黑得看不清路，只有街边的小店散发出点点光芒，勉强照亮方向，小饭馆还没打烊，门口的喇叭放着刺耳的音乐，薛畅母子艰难地跋涉在风雪里，一不小心，薛畅脚下一滑，差点栽倒。薛畅妈妈想去拉儿子，谁知自己也没站稳，噗通坐倒在地上。

薛畅吓坏了，手脚并用爬起来，想去扶起妈妈，但是成年人的身体太沉了，十岁的孩子用尽全力，也扶不起来。

那一刻，薛畅看见妈妈在哭。

她的头发有点长了，散在脸上，青黄消瘦的脸上没有血色，只有嘴角，残留着没擦掉的口红——那是百货公司的要求，柜台人员一定得上妆，否则一律罚款。为了不扣工资，没有化妆习惯的薛畅妈妈，也开始学着扑粉抹口红，今天她匆匆赶到学校处理儿子闯的祸，却没忘记在进校门前擦掉脸上的妆容。

只是嘴角那儿没擦干净，依然留着桑子红的印子。这只口红就是那个大她几岁的男友给她买的，薛畅妈妈曾经惴惴不安地问儿子，口红颜色好不好看。当时她的眼里都是笑意。

此刻，暗夜的雪地里，桑子红已经蜕变为紫黑，像伤痛的淤血，衬得妈妈的脸愈发苍老憔悴。

薛畅手足无措地看着妈妈，看她捂着脸，瑟瑟发抖地哭，男孩子呆呆立在雪地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觉得天地间充满了铅灰色的绝望，无力感仿佛一座山那么高，压在小小孩童的身上，压得他喘不上气。

街边饭馆门口的喇叭，依然不痛不痒地放声高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后来母子俩是怎么回到家的，薛畅想不起来了。过了一阵子祖母出院，身体慢慢恢复过来，又开始操持家务，薛畅妈妈的负担减轻了，正好百货公司并购完毕，坏心肠的财务科长被一封匿名检举信送进了反贪局，薛畅妈妈调回财务室，一切回到了正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就连那个被薛畅打伤的男孩，鼻子的伤都还没好利索，就又和薛畅勾肩搭背起来。

……但是那个送口红给薛畅妈妈的男人，再没来过薛畅家。薛畅妈妈悄无声息地和他分了手。

薛畅起初很高兴，他并不想要一个“可以做爷爷”的后爸。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份高兴也渐渐变色，成了愧疚和不安。后来薛畅大了，试着重提此事，薛畅妈妈也只是微微一笑，不肯细谈。

是因为自己，妈妈才和男友分手的。薛畅想，他和同学打架的最大原因就是这个，同学妈妈那充满了恶意的亮嗓门，当时在办公室里什么话都说，妈妈不可能不知道。

薛畅愧疚极了。说到底，那男的不坏，比他那个通缉犯爸爸强多了，虽然比薛畅妈妈大几岁，还有个上大学的女儿，但为人很和善，工作也不错，每次过来都给薛畅买漂亮的文具，给薛畅祖母买进口牛奶……如果不是薛畅这场闹，也许他们就成了。

那只口红，薛畅妈妈再没用过，就一直放在冰箱里。祖母有一次问起来，薛畅的妈妈说：“这牌子挺贵的呢！大几百块！丢了可惜。留着吧，说不定往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仿佛她给那只口红一侧容身之地，完全，是因为它的价格。

过往的种种，像无法治愈的脓疮，始终在薛畅内心某个角落隐隐作痛，它们反复发酵，最终像刀子一样刻在了那个雪夜——回忆里，永远都响着那首充满讽刺的歌曲。

那之后，薛畅就对《好日子》那首歌产生了过敏，看电视的时候，听见一开头的调子他就会换台，过年的时候进超市，听见这首歌，不管有多少东西要买，他都会头也不回转身离开。

没人知道他不喜欢这首歌，薛畅也从来没提过，就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前两年还因为这件事，母子俩闹了点别扭：薛畅的表姐结婚，婚宴上反复播放这首歌，以至于薛畅不得不找了个借口提早离席，被妈妈嗔怪了一路。

没人知道，然而，面前这紫袍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