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手表不在，去省城的皮鞋也不在，伞也没了。”

严吉将书包倒空，装上手电筒和爷爷的三菱锥，又把晏灯送的皮卡丘塞进口袋，抓起雨衣奔出门。

她赶到旧巷时，天边泛起一抹鱼肚白，那光离得太远，严吉四周仍然青灰色的暗，阴森森的寒气，巷子两边的墙随时要倒下，压在她身上。

严吉硬着头皮冲过去，停在晏灯家墙边，轻车熟路翻墙入户。

“晏灯？”

“灯灯？”

严吉站在墙边唤了两声，野猫窜过，踩响了屋顶的瓦片。

严吉咽了口唾沫，盯着客厅里面一张矮桌，一张凳子，一张椅子，总觉得不对劲，不应该这样。走到晏灯房间门口，她终于明白哪里不对劲：晏灯趴在缝纫机上写试卷，坐在哪里呢？

搬到客厅了。

家里来了客人。

严吉突然又喜又怕，慌忙摸出手电筒打开，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研究，屋里有沾泥的脚印，在椅子周围最明显，很大很长，是大人，男的。

回想昨夜的暴雨，严吉心里有了模糊的念头：“难道是爷爷把灯灯带走了？”

严吉晃晃脑袋想不明白：“不可能啊，没道理的。”

站在缝纫机前，看着晏灯即将写完的试卷，严吉越想越难过，吧嗒吧嗒往下掉眼泪：“你们在哪啊？怎么，怎么就突然都不见了，都不告诉我一声……”

严吉一边哭一边四处打量，晏灯家里东西少到用不着翻，樟木箱里是母女俩的旧衣服，四季加起来也没几件，五斗柜里是晏灯妈妈的药和日用杂物，好几样严吉看着眼熟，是她从家里的。

“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