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跟我说，他是冻死的，但我知道他其实是饿死的，在这天之前，他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只喝水，没有粮食了。

我也要死了，我觉得我走不到外祖家了。”

在四五十年代，饿死的灾民是难以估计的数量，马瑛说的只是那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例，但因为亲身经历，她的言语里带着狐死兔悲的凄凉感。

纪榕都忍不住安静下来了，从一开始漫不经心当听故事般变成了后来小脊背越挺越直，直到听完了马瑛说的话，神色复杂，竟然只余下唏嘘了。

马瑛也不在乎纪榕的态度，眼睛一眨似乎想到了开心的事，唇也跟着轻轻扬了起来，“师兄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那个村子里有个富户过六十岁寿辰，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戏班过来登台唱戏，他是大师兄，自然也跟着来了后来他又见我可怜，便把我也一起带走了。”

之后的故事纪榕其实不难猜到，就像很多的电视剧里那样，这一步，改变了马瑛的整个人生。

“到了戏班后我才知道师兄家原来是经商的，家底不薄，师兄又是家里的独子，和我们所有人都不同，他是偷偷溜来戏班唱戏的，因为喜欢。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看得最多的就是师兄的父亲拿着棍子来叫师兄继承家业，但师兄抵死不从，我那时候很羡慕他的肆意。”

马瑛说着说着，渐渐就变了音调，“好景不长呐，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制度的颁发，上面领导处理了一批蛀虫，连带着我们戏班的日子也难过了起来。

那段日子谁都可以踩我们一脚，师兄就是在救我的时候得罪了街上最有名的混混头，那人一怒之下把师兄的家都给举报成了地主，是最严格的时候，要接受群众批/斗后跪铁钉向人民认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