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国文字的研究。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文字学里发展最快的分支，因其发现量最多。中国在商周时期文字是统一的，到了春秋以后，随着国家政权走向分裂，逐渐文字异形、言语异声。我们仅知道秦始皇统一文字还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战国文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研究古文字从汉朝就开始了，唐宋和明清时期也对此研究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北宋以后着重研究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这些研究是依据《说文》作为基础进行的，但《说文》是汉代的成果，如果根据汉代的小篆研究商周文字，中间就出现了断档，缺失了战国文字研究。战国出现了文字异形、言语

异声的现象，如果放弃对这一时期文字的研究，就无法将文字的历史衔接到一起。

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汉朝时已开始。秦始皇焚书坑儒，诗书百家语一律被烧毁，只保留了术数、医药等技术性的书籍。在秦挟书令仍有效用的期间内，没有任何书籍敢超出其规定的范围。汉朝时期学术界最大的工作就是四处搜集未被烧毁的书籍，接续文化传统。在汉朝初年，有很多学者研究战国文字，中国也开始了古文字学，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文字的基础。战国文字发展最快的是楚国文字，楚国墓葬中多有积水，文字较容易保存下来。现在对楚国文字的研究带动了整个古文字研究。通过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也能更好地了解商周文字。

第四，简帛（简牍）学研究。

我们今天的简帛学研究实际上分为了两个学科，研究简的学者也分为两类，一部分人研究的是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土的汉晋时代的木简，这些简是文书（dot）不是书，还有一部分人是专门研究书（book）的。文书的范围广，数量大。最大的发现是在湖南里耶出土的秦文书，有三万余片，有字的有一万多片。此次出土的简的时间段是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到秦二世元年。还有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数量也很多。目前研究文

书简的范围可以扩大到韩国、日本等国。我们发现，中国人不用简了，日本人却开始用简。日本人不承认他们用简是跟中国学的，但我们看，就是跟中国学的。竹简书主要出土在带水坑的楚地墓葬，例如1973年长沙汉墓马王堆竹木简和帛书，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90年代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简（上博简）。这些简堪称地下图书馆，其影响也是很大的。

以上很简单地回顾了四个分支。这四个分支告诉我们，古文字学已经和古代史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传世的古书经过新发现的印证也重新现出了光辉，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术发展之快。

最后我再谈一个想法。新的发现有很多，今后重大发现还会层出不穷。但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这些方向的学者慢慢演变成集中专追新材料的局面，随着更新材料的出现，又很快冷下了前面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我认为在古文字学界包括古代史研究方面，应该树立认真踏实工作的态度，提倡基础工作的研究，不要片面地追新求异。

（此文发表在2012年第1期《经济社会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