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玉蓉：您虽然大一结业，没有继续本科教育，但是在历史所跟随侯外庐先生做学问，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年轻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进入历史所之后一直到“文革”之前，您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李学勤：我刚开始就是帮助侯外庐先生校对、再版他以前出版过的书。第一本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本书

是把他早先《中国古代社会史》和《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两本书合在一起的，这是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第二个工作就是帮助他整理、再版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书是侯先生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著的，署名的还有赵纪彬先生、杜国庠先生、郑汉生先生。原来已经出的有第一卷（先秦）、第二卷（秦汉）、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和第五卷（清）。也就是说中间没有唐宋元明，第四卷是新写的，到1960年才完成，署名又增加了几位先生。

于玉蓉：侯外庐先生在其自传《韧的追求》（1985年）中专门有一节提到了“诸青”的贡献。“《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署名执笔者之一‘诸青’，是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名字。他们是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这五位同志都是1953年我到历史二所后逐渐增补的研究人员。进所时，他们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三四年间，表现出异常勤奋、学风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兼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诸青”各有所长，你们都是怎么聚集到历史所的呢？

李学勤：这些人中我是第一个来历史所的，之后其余“

诸青”也陆续被侯外庐先生“网罗”至历史所。林英先生原来是北师大的学生，他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学校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侯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所以认识他。我到历史所后两到三个月，林先生也来了。张岂之先生，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后来任西北大学的校长，现在是名誉校长，也是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比我大，生于1927年。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是侯外庐先生奠定的，张岂之先生在西北大学创办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就是继承了侯先生这个传统。何兆武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曾在西北任教，后来到历史所，他是“诸青”里面来得最晚的，大概1956年前后吧。何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今年93岁高龄了。他通七种语言，熟读世界各国的名著，侯外庐先生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诸青”里还有一个人，就是杨超先生，我想和你详细地说说他。他是我的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朋友。你看这本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你打开看看，有个签名。（书已泛黄，但保存得很好。签名系杨超先生亲笔，笔迹遒劲有力。）杨超是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成为同事后，我们关系很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们之间都有很深的情谊。他是怎么到历史

所的呢？大概也是1956年前后吧，有一个华裔苏联人，叫杨兴顺，写了一本老子哲学的书，用俄文写的。侯外庐先生不懂俄语，因为他是留法的，英文和德文都很好。他是第一个全部翻译并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人，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史上的重大事件。杨超先生写了一篇介绍杨兴顺书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被侯外庐先生看到了，觉得这个人资质可取。侯先生是个爱才之人，就联系他，让他从上海到北京来工作了。杨超先生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学者，极其有才。他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思维，且外文好，英文自然不在话下，俄、德文也很好，可惜“文革”中逝世了，否则将有非常高水准的、杰出的成果。

于玉蓉：侯先生在自传中还提到：“1957年第四卷开始编写时，他们都还是30岁上下的青年。50年代中期，学术界大倡协作之风。形势既有这样的要求，我就决定让这几位青年一试锋芒。于是，我把原定自己执笔的大部分章节，杜老原计划承担因病未能承担而划到我分内的章节，以及全卷编写的组织事务和协调联络工作，全部分交给他们。在第四卷全卷二十七章中，他们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量，诸如隋唐佛学、韩愈、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东林党、西学…这样一些重要部分，都交他们执笔，所以，事实上在第四卷中，他们唱了重头戏。”回头看

侯先生列出的第四卷的内容，每一个都不是简单的课题，对青年学者来讲确实都是很大的挑战，那个时候您才24岁，就要做这么有难度的工作，有没有感到压力很大？

李学勤：侯先生经常对我们讲两句话：一个叫生长点，一个叫压担子。什么叫生长点？每一个人，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特别需要加强，这就是生长点，其实就是弱点。每个年轻人的生长点不一样。比如我，他说我的生长点是“理论”。他认为文献史料我是比较熟的，外文也不错，但理论尚不够，他和我说了很多次。

于玉蓉：那侯先生是指您的马恩理论吗？

李学勤：我想他这里所说的“理论”所指应该更广，理论也是一个高度。

于玉蓉：那您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理论不足呢？

李学勤：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平衡的。因为我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考古的人重视材料，往往理论就不足。当时听了侯先生的建议后，我就拼命学理论，弥补自己的短处。虽然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写理论，但你若认真看我的文章能体会到，我是非常重视理论的。侯先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含糊的。当时马恩全集刚开始出版，每出一本，侯先生就让我们去认真读。前四本是很难读的，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他还要求我们读列宁的《

哲学笔记》，我都在上面写满了字，做了大量精读笔记。知道了自己的“生长点”，那么就要给自己“压担子”，这样就会不断地成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用功，对自己严格要求，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上班，且工作六天，有的时候还要加班，时间是很紧张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工作，我们1958年、1959年完成了，1959年出版了上册，1960年出版了下册。

于玉蓉：现在来看，这段时间严格的学术训练、大量的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为您之后的发展夯实了根基，侯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也一定对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李学勤：我给侯外庐先生做了多年的助手，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像家人一样。我去他家都是直接开门进去，如果叫门的话，他会生气的，觉得太见外。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首先是精神上的。侯先生一生都是诚心诚意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坚定于自己的学说。他当时也面临很多反对的声音，“文革”时受到打击，但他依然敢于坚持自我。此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侯先生经常鼓励我说：你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他本身是一个有很高理论水平、很宏观的

学者。我一直朝他指的这个方向努力，他是否满意，我就不知道了。

二、从甲骨文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于玉蓉：上次采访时，您曾把自己比喻为“多波段收音机”，可以随时在几件不同的事情上自由切换。您在历史所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同时，还在继续对甲骨文的研究，并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1959年）。除了这部专著，您还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提出了甲骨研究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谈谈这段时间您在甲骨学方面的进展吧。

李学勤：我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白天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课余就去旧书店或图书馆找自己喜欢的书看。20世纪50年代，在工作之余，我一直持续地研究甲骨文，颇有收益。这本《殷代地理简论》是受到董作宾先生《殷历谱》的启发，试图用排谱的方式回答殷代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是怎样的、疆域有多大、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称，以及商王朝和周围的方国的关系如何、对外战争的地理问题等。这本书在1954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几经修改补充，1959年最终出版。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有：1956年，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中，论证了西周甲骨的存在，打破了凡是有字的甲骨

一定是属于商代的成见。后来陕西、北京、山东等地出土了大量西周甲骨文，印证了这一论断。1957年发表《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文指出：“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同年发表《论殷代亲族制度》，论证商代日名是死后卜选。1958年，发表《非王卜辞》说明殷墟甲骨文中并非都是商王卜辞，也有非王卜辞的存在。

于玉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泽文副研究员在论文《李学勤先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10年）中这样总结：“李学勤先生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简帛等综合讨论，把战国文字划分为秦、三晋、两周、燕、赵、楚等系，较前人的东、西二土文字学说或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学说更进一步。这标志着古文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形成。”谈谈您这段时间有关战国文字的成果。

李学勤：20世纪50年代有不少战国文字材料出土，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引起我的关注，写了一系列文章：1956年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材料》；后在历史研究所的内部刊物《历史学习》上发表《战国器物标年》；1957年发表《信阳楚墓

中发现的战国竹书》一文；1959年在《文物》上发表《战国题铭概述》，对战国文字做综合论述。

于玉蓉：除了甲骨文、战国文字研究，20世纪50年代您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等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