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20世纪50年代对青铜器的研究主要还在铭文的内容上，而以整个青铜器为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冬，我从干校返京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为了编纂需要，接触到了不少青铜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青铜器是我的研究重点。我发表的文章分为新出土或发表的青铜器材料和传世青铜器材料两类，前者大概有40余篇论文，收入《新出土青铜器研究》一书（1990年）。另有专书《青铜器与古代史》（2005年），以时间为序探讨商周秦汉的重要铜器及其铭文与古代史研究的关系。
于玉蓉：“文革”之后，您的各项研究迅速步入了正轨，无论是甲骨文、青铜器及铭文，还是战国文字、简帛等，都进入新的硕果累累的时期。
李学勤：毕竟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恢复工作后大家都是抓紧时间工作。这段时间我在甲骨分期与断代上写了一些文章。1976年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得到开掘，我于次年在《文物》上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
提出历组卜辞问题，后发展为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1980年撰写论文《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1996年与彭裕商先生合著《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对甲骨分期做了更为系统的阐述。青铜器研究方面，更注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考虑到青铜器的多线演变，注重将分期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地域不同时期的谱系。7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开掘出了大量战国秦汉简帛，我也有幸主持或参与过一些简牍帛书的整理工作，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都为新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学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2001年）中我也提到：“简帛佚籍的发现，对考古学、古代史等学科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以为其影响最大的乃是学术史的研究。传统的观点以为考古学发现的仅是物质的文化，而我以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是相沟通的。”
于玉蓉：除了我们刚才谈过的甲骨文、青铜器及铭文、战国文字以及简牍帛书等，您还对玉器、陶器、铁器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很难想象一个学者可以在这么多领
域都有杰出贡献。您怎么来归纳自己的研究呢？
李学勤：我最初确实是对甲骨文感兴趣，并由此踏上了学术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对各个时期的考古文物和古文字都要去关注，因为它们彼此的联系很密切。我在《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1年）这本小册子的序言里这样写道：“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于玉蓉：张光直先生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指出：“对中国、玛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文明）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作‘连续性’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作‘破裂性’的形态。”他将中、西文明分为两种类型——连续性和破裂性，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
李学勤：确实是这样。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以及希腊、罗马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绝。在历史上，古代埃及固然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但古代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之间，不管是在人种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这些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以前就断绝了。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到中世纪也中断了，所以后来才有文艺复兴，它们的文明都没有一直从古代流传到现在。只有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的，虽然中国的历史有那么多的风云变幻，有那么多的朝代更替，可是中国的文明却是流传至今。
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及极大的包容性使其在各个古代文明古国中成为唯一延续的文明。因此我们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我们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忽略掉，那么是不能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人类的起源问题的。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将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做出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文明起源理论问题的探索。
三、在国际视野中审视汉学
于玉蓉：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国门打开，国内
外学术界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早外派访学的学者之一，您的治学在博闻强识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我采访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朱虹研究员（《朱虹：中西文学的“虹桥”》，见《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第29期），她与您既是同年，也是同事。她这样回忆1979年你们一起出访澳大利亚的情形：“这个团一行五人，李学勤先生本身英语就非常好，且精通考古和中国古代史，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对方探讨学术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当时国门甫开，很多国人没见过世面，出国后忙着到处看风景、买东西，但是李先生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很珍视这次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善于观察、学习国外学术前沿动态，总是那么沉稳、大气，非常有风度。后来，对方还专门邀请他再去访学。”现在回想，多次的出国访学是不是为您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
李学勤：我的英语没有朱虹女士好，她的英语尤其是口语很棒。我现在回想，出国访学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一方面可以与海外汉学家相互学习，参与并召开国际研讨会，了解国外研究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对我们的专业而言，可以看到散佚到海外的、由国外博物馆等收藏的出土
文物，并且有机会将其施拓、拍照，让国内的研究者有更多征而可信的新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在此期间，我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艾兰博士一起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搜集，经过努力，共网罗英国11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甲骨需要逐一施拓，拓集之后还要辨伪、筛选、整理、编纂，幸有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的女儿齐文心研究员的合作，最终《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1985年）、《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1992年）得以出版。1986年，与艾兰教授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欧洲经历了六个星期的学术之旅，所获颇丰，除了出版《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1995年）以外，还出版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999年），后者也得有齐文心研究员的帮助。
于玉蓉：今年6月份“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采访了艾兰教授，她也详细地讲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汉学家艾兰：吾共有好美之心》，见《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第32期）她还提到对您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您在国外访学时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总是能将对国外学界的观察所得及时地带回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您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筹备并成立了
“国际汉学研究所”，起步较为艰难，最初被称为“三无”研究所，但经过努力，国际汉学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国际汉学”的倡议与研究也成为您的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李学勤：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工作，也得益于海外访问讲学的经历。早年我读过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后来又看到日本石田干之助等人的有关著作，对国际汉学研究很感兴趣。及至亲自与国外汉学界接触，更深感有必要把“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和推动。研究所刚刚建立时，争议颇多，之所以称为“三无”，是指所里没有房子、没有编制、没有资金，但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将国际汉学的状况和著作译介给国内读者，先后出版了《国际汉学著作提要》（1996年）、《国际汉学漫步》（1997年），还推出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丛书；在《书品》杂志上开辟国际汉学专刊，译介汉学研究动态；还创办了《清华汉学研究》学刊等。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国际汉学研讨会，加强与国外汉学家的联系与合作。
于玉蓉：既有先天的禀赋，兼能勤勉笃学，再经过多年的积累，您的治学日臻成熟，在20世纪90年代厚积薄发，取得多项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您发表《走
出疑古时代》演讲，引起强烈的反响；1995年论文集《走出疑古时代》的出版，对学术界及思想界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9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您担任了1996年5月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是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一个大型工程，对于跨学科探索有首创之功。如今再回过头来看，您如何来评价这项工程呢？
李学勤：经验也有，教训也有，重要的在于摸索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的道路。多学科的融合与协作在理论方法上是未来科研发展的必经之路。年代学对精确度要求很高，所以很多问题短时间里归结不了，并且后来陆续又有一些补充材料。我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等场合多次表示，只要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性的意见，我们都欢迎。现已经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来随着更新材料的发现，工作将会得到佐证或修订。
于玉蓉：2008年7月15日，“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如今已经五年了。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主任，您为此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可否简单地谈谈，“清华简”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进展如何呢？
李学勤：“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多为经史类佚书，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文史知识》等报刊纷纷开辟研究专栏集中推出“清华简”研究成果。
这批竹简抵达学校时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立刻开展了竹简的紧急抢救和保护工作，对霉变进行采样、化验和分析，制定了积极的保护办法。现在整理工作的开展较顺利，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推出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两辑整理报告，2012年末推出的第三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对于先秦诗乐关系及《尚书》今古文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华简”也引起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热情，9月初与美国达慕思大学联合举办了最新一届的清华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相关成果随后将发表。
于玉蓉：再一次感谢李先生接受我的采访，相信您还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祝您和师母身体健康！
李学勤：谢谢。
（原文刊载于2014年第1期《甘肃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