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1994年，天津报纸忽然发了一条新闻，说是天津城区要进行旧城改造。天津有600年的历史。1404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之后，天津建的城。它的文物非常密集，非常多。虽然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八国联军把它炸得面目全非，但是一些好的东西还在。

当时老城里的人民生活条件很差。这城五六百年没有人修，一代代人住在那儿，房子都是砖木结构，很容易烂，很容易坏。政府要改造，我觉得是出于好意。但是这城里边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开政协会议，我跟李瑞环主席说，有一个不好的

词，叫“旧城改造”。如果说“老城改造”，我们起码还知道这老城里还有好的东西，但“旧城改造”呢，首先想到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而言的，例如知识分子改造、劳动改造等。如果说“老城修缮”就好得多。李瑞环说，“旧城改造”这词是我发明的。当时那可是大会，400多人啊。我跟李瑞环说：“冒犯了，主席。”李瑞环就笑了，说：“你这话是对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觉悟，我们想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你们现在这个观点是对的。”李瑞环的气度我是真心佩服的，他是我的老市长，跟我们文化界的感情很好。后来我在天津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支持我的。他甚至跟天津市长说，你们要听听冯骥才的意见。

这个老城当时承包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做改造，他预备把这个城铲平，改造成“龙城”。我就跟市里边提意见，可是市里边说已经定了，没有办法。我当时在天津文联当主席，我就跟摄影家协会主席说：“咱们组织一个纯民间活动，请摄影家采风，我掏钱。”钱从哪里来呢？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卖字卖画，这是从周庄和宁波留下的“老法子”。但是当时很惨，房管局、城建局、规划局的那些领导都要画，而且都要三张，本人一张，秘书一张，司机一张。这些人我全得给，因为我需要他们支持我。做什么事

呢？一方面，尽量保住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一方面就是把整个老城考察一遍，记录下来，别最后把它铲平了后人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们把整个天津老城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那时候我就是整天画画、写字，所有的活动经费全由我个人掏钱。对天津老城的考察前后历时两年多，1996年初结束的。

在老城开拆之前，我找到天津市副市长王德惠，我说老城马上就要拆了，您能不能留一栋房子建一个老城博物馆？他问博物馆怎么运行，我说由南开区政府负责，我已经找他们谈过。他问博物馆的东西从哪儿来，我说搞一个捐赠，我来号召老百姓捐东西。凡是属于老城记忆、老城标记、老城特征的，都可以，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都可以往里捐。只要老百姓捐，谁捐了谁都会惦记这里，他的感情跟老城就不会分开。他说你这个主意挺好，我支持你。那时候老城已开始动迁和搬家，我就在老城里买了一批东西，有砖雕、牌匾、家具。我还在博物馆房子前边开了一个会，会上我讲了为什么要建一座老城博物馆，然后我第一个把东西捐出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博物馆就收了几千件老百姓捐的东西，老城博物馆就建起来了。现在这座博物馆还在老城保护下来的十字街上。

记者：在抢救天津老街——估衣街时，您跟市里面直接

叫板，过程十分激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您以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崭新形象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个时候，在文化遗产抢救上，您已经相当自觉了吧？请您讲讲这个过程。

冯骥才：1999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我们想在天津最老的一条街搞一个元宵晚会。这条街叫估衣街，后来叫文化街，天津市重要的商业铺面都在那儿，有谦祥益、青云栈、瑞蚨祥等老字号，铺面都非常漂亮，有点像北京大栅栏，有700年的历史，比天津城还要早，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

就在我们要搞活动的时候，忽然看到公告，估衣街都贴满了，说要在一个月之内把估衣街拆掉，所有的店铺停水停电。我就跟市里边提意见。

说句实话，估衣街的保护在当时是非常难的，后来争论得很厉害。

保护估衣街，我也是不顾一切。估衣街上有个天津总商会老建筑，是中国仅存的五四运动的遗址，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演讲的地方。当时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组织学生运动，让总商会也行动起来，可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罢市，马骏就拿头撞了总商会戏台的柱子——后来拆的时候没人知道这柱子的历史，我花200块钱很便宜就买

下来了。这个柱子是一代青年人的热血。我当时建议把总商会留下，同时把谦祥益、青云栈、山西会馆都留下…我提出各种方案，他们都不接受。我只好重点保护谦祥益，因为谦祥益是文保单位。

后来开座谈会，我们文联的书记提前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再提估衣街了。”可是在座谈会上我不能不说，我还是说了。我说，估衣街上很多都是木结构的房子，现在停水停电，如果一旦失火，谁负责任？不能停水停电，估衣街是必须保留的。我态度很坚决，但说得很平缓，也没有火气，我讲我的道理。在道理面前他们都没词儿了，谁也没出声就散会了。

说完以后，邮局就找我，说我们支持你，咱们出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把估衣街最后记录下来，留个纪念。我写了一些对联，做了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准备在估衣街上的邮局发行，我签名。可是报社不给发消息，因为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这段时间关于冯骥才的各种保护行动不许报道。我被“封杀”了。正好这时天津电台在做一个关于消防大队的节目，这个消防大队是我们文联经常采访的单位，他们请我去讲话，结尾时他们问冯先生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在做一套珍藏估衣街的明信片，几月几号我们将在估衣街邮局发行，希望大家来，东西很珍贵。估衣街邮局是

天津市最老的邮局之一，现在还保留着最老的图章，我说非常值得去。

到了那一天，我去了，一看估衣街邮局门口贴了一个公告，说那个地方要拆了，房子不安全，谁也不能进。当时我就决定在估衣街街口的另一个邮局搞，老百姓就跟着去了。

那个队伍排了有三条街，正好那天相声演员牛群在天津，我说牛群你帮我一块签名去，我俩签了三个小时的明信片。签完名以后，我很激动，就到估衣街街中心拉了几个木头箱子，站在箱子上讲估衣街的历史。我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城市，这个街拆走的时候，好的东西必须留下来，要给城市留下来。

之后，市里边请我和一些专家、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还有开发商在市政府开了个会，王德惠主持。他说，市里决定要用保护性的办法来解决估衣街的开发问题，叫保护性开发；估衣街六个珍贵的建筑要保留下来。还说，开发商几乎牺牲了几千万的利益来支持市里这个活动。之后他点名让我也说一说。我说，德惠市长讲的保护性开发很好，这证明我们政府有文化的眼光，开发商当然应该支持；但也不能说开发商牺牲了几千万，你要拆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你能说牺牲了几百个亿吗？后来估衣街流传一句话，叫

“冯骥才加上谦祥益，xx（开发单位）损失一个亿”。有人提醒我说，冯骥才你小心啊，你叫人少赚那么多钱，小心有人拿砖拍你。会后我特别高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支持此事。

此后不久，法国科学院的人文基金会请我去法国，他们知道我在做城市文化保护，希望我跟巴黎的城市规划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见面，同时也让我看看法国的古典建筑到底是怎么保护的，城市是怎么保护的。在法国，我了解到雨果、梅里美、马尔罗他们关于城市保护的许多观点，了解到他们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普查”和文化遗产日，对此我做了很多研究。

在法国待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一份传真，是估衣街的店主集体发来的，每个人都签名盖了章。大概意思是说，在我走了以后，他们说趁冯骥才走了，赶紧拆，结果就拆了。我当时没想到会这样，政府不是说要“保护性开发”吗？政府说定的还会不算吗？我托熟人去打听，结果他们告诉我确实拆了，政府答应不拆的那几座建筑也开始拆了。我还托人找王德惠，也没有消息。我很着急，很快就踏上了归程。回到天津第二天我就到了估衣街，到现场一看我就傻了，整个估衣街一片平地，全是废墟，全拆了，到处都是铲车、吊车。原来说的那六个建筑，

只剩谦祥益的一个门脸，它的另一半也拆掉了，像青云栈、山西会馆、总商会也全都拆掉了，一片瓦砾，什么都没有了。

我当时哗地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情不自禁地哭了。面对北京记者的提问，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只能喟然长叹。这些历史建筑一旦拆掉就没法恢复了，就算恢复了也不是历史了。后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整版文章，反响很大，叫《冯骥才哭老街》。我把抢救估衣街的整个过程也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但这书在天津不许卖。

拆了的建筑不可能再复原。习近平总书记有次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到，一个城市要注意自己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对，城市不仅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平面的东西，文脉是纵深的东西。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文化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来做了，不知不觉地反而把放下了。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我觉得离不开我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作家的立场，它不仅是一个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

感。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立场，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效应，也不会投入那么多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仅仅把文化作为关切对象是不够的，你所要关切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你所关切的是人，是人对城市的一种自豪、人的一种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人的一种乡土的情感。当文化疼痛的时候，你才会动心；你动心的时候，老百姓才会跟你有心灵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