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01年，您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主席，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是官方对您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一种肯定。这个平台对于您开展活动亦有益处。可我们听说这事并没有那么理想，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冯骥才：2001年，中国文联找我谈话，说想让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当主席。一方面，他们说这是中宣部的意思、中央的意思。另一方面，他们说我写作里有很多东西跟民间文化关系密切，我又喜欢民间艺术、在民间文化方面涉猎广泛，还真找不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中国民协，我说我要到各省去看看。民间的各种东西我都有兴趣看，比如木版年画、剪纸、皮影、民间戏剧、民间文学、民间的手艺和作坊等。但一看才知道，我们的民间文化比我们的城市文化还惨，风雨飘摇。

很多的民间文化原来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知

道河北保定白沟的玩具特别好，可到了白沟一问，当地人基本上没人知道，只知道卖皮包、卖刘晓庆唱歌的盘。

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被破坏得很厉害。我曾经把中原的开封、洛阳、郑州跟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做过比较，基本没法比。人家那个城市的历史，完全是被敬畏、被尊崇的，历史是闪光的，人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光荣感和骄傲感，人跟历史全部是沟通的，很神圣的感觉；而我们基本跟历史是没有关系的。有次到郑州，我去到那个商代古城，在那古城土墙上面，到处都是人们扎着大铁棍子在摆摊卖东西，历史文化全毁了，就好像中国历史没有发生过一样。洛阳也一样，你根本找不着所谓九朝古都的历史感，都处于一种完全没人管的状态。

我情不自禁觉得要做一件事，这件事远比抢救天津老城要大得多。我当时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调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一网打尽”。我在明确地把这件事提出来以后，民协认为很提气，但是他们认为这事必须先得到中央的认可，中央不认可这个事是很难做成的。

于是，我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树文一块去中宣部商谈此事。部长丁关根很重视，当时所有副部长也都到了，刘云山、李从军、刘鹏等几个人全都在。我讲了两个小时。

丁关根也挺有意思，他先是用主持人王志那种风格反问我：“有那么严重吗？”后来他认真听过之后，很郑重地说：“这个事我们应该做，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具体怎么个做法呢？有人说最好跟文化部联系，这个事国家得支持，财政也得支持。后来我就到文化部去讲，部长孙家正很重视，开了一个会，所有的司长全参加了。我在那儿又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以后，孙家正当时就定下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合作此事，抢救中心就放在中国民协。我当时觉得这个事基本就成了。

但后来事情又有变动，政府把这个抢救中心从民协改放在了文化部辖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让我挂一个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副主任的头衔。可当时也有一个犯愁的事，就是说事情属于文化部管了，但中国文联和民协如果要搞活动，文化部却不能够下文件，因为不属于一个系统的。这样各省文联和民协是没有红头文件的，没有红头文件，各省就没办法接这个事。中国文联找过中宣部，中宣部也不能为此事发文。这就等于把我放在了孤岛上，我到任何省办事，第一没有红头文件，第二没有经费。中宣部后来把这件事放在国家社科基金里立项，经费只有30万块钱，财政部把款拨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却不给文联，文联就没钱给民协。

我在全国各地任何地方演讲，既没有钱，也没有名义，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呢？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两个概念分开。文化部后来把这个工程改了，不再叫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而叫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说，文化部是对的。政府没法做抢救工作，因为抢救是专家的事，政府应该做保护，因为政府是文化遗产的主人。那么我们可以先抢救，把抢救的东西交给政府。所以我们之后做的事，就是到下面帮助各地方政府去抢救。我帮助文化部做国家非遗名录，然后把抢救来的东西放入国家非遗名录，这样这些东西就保护下来了。

虽然这下名正言顺了，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还是老办法，成立基金会，卖我的画。我搞了几次义卖，在天津搞过，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搞过。在苏州的那次义卖我感受最深。我是在南京搞完义卖以后到苏州的，我特意留了一些画到苏州，在贝聿铭设计的那个美术馆搞了一个展览。当时王立平、王石他们都去了，朋友们都来支持。在那个展览会上，画很快就卖光了。我问卖了多少钱，他们说300多万。我说，好，我现场捐献，就在大厅里边把这钱捐出去，一分不少，全部捐了。

之后，人都走了，我跟摄影师说，我在屋子中间站着，你给我照一张相，我跟我的画照张合影。这些画都是我自

己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后来我说，我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有一种悲壮感。

记者：有人将您的行动比喻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您也常感孤独和失败。从现代化历程来看，以农耕文明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衰落，而您的“临终抢救”又具有人类文明高度的价值和意义，回首这段历史，您如何评价？对这项事业的未来您有何展望？

冯骥才：我有时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消亡感到悲哀，但也时常被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所感动。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做一个抢救手册，组织一批专家到山西后沟村做调查。调查做完以后，他们要开一个会宣布这个地方可以旅游了，他们把我叫去了。我在村里的戏台上做了个演讲，演讲下来后，忽然从人群中走出几个老太太，她们拿着筐，里面全是枣子，就往我兜里使劲塞枣子。当时山西的领导说了一句话：“冯骥才，你们成八路了，老百姓对你真不错。”

下到民间以后，看到老百姓热爱自己的文化，有了这样的觉悟，心里真的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们能理解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有人说，以后将会有人因为你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而知道

你、记住你，可我说，因为这些知道我没有用，我的名字永远是留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的。巴金说过一句话，作家的名字是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的。如果这20年我专心写作，我想我能写出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来。我的名字留在那儿，那才是我的。你现在说巴金，不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家》《春》《秋》吗？说普希金，不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吗？法国有个著名作家叫儒勒?凡尔纳，他在里尔捐了一座博物馆，可谁知道他的博物馆呢？人们记得的还是他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这些作品。博物馆是他的心血，但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不管怎样，这个心是我的。对文化遗产抢救，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有一种悲壮感，同时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悲壮的东西是纯精神的，你为一个你认为很神圣、很美好的事情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努力，这个悲壮是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很遗憾的东西，就是失败感。有一个记者曾经跟我说，冯骥才，实际你做了一件坏事，很多的文化是快消亡了，但是没人注意到它，它还能在那儿苟延残喘，还存在着；你一喊，大伙都注意到了，都想拿这东西换钱，把这东西改得变了样了，这东西反而没了。比如一座房子，不管它原来挺好还是挺破，它毕竟是一个真的东

西，来个人换一个好看的柱子，刷一口漆，原来的东西就没有了，被你那么一折腾，反而给折腾坏了。

有时候我想，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这个时代人该做的事，我们毕竟喊出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符合科学规律的声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其次，我们还是唤醒了一些人的自觉。记得有一次，我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讲文化自觉，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台湾的，可人家说你不能去，贾庆林主席听说你要来演讲，说要到现场去听。我在人民大会堂讲了以后，贾主席觉得讲得挺好，因为讲到了文化的自觉。

我认为文化自觉有四层意义：第一层属于知识分子层面，知识分子先要自觉，因为你是做文化工作的，对文化是最敏感的，你首先应该站在第一线，这是你的天职。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如果文化疼痛了你还不痛，那就坏了。第二层，先觉之后，你要把它喊出来，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自觉。国家一定有高明的领导人，他们有这样的文化眼光，会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战略。第三层，要形成一个地方的自觉，地方各级政府的自觉，这样才能贯彻下去。最后，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全民的自觉，因为全民的自觉才是社会文明的最终提高。

记得有一次，我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日本

参加一个活动，事后我表示感谢。他抬头对我说，你不应该感谢我，文化是你们的，你们不热爱，谁来也没用。我觉得他说得特别直率。最近我老想起这句话，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连文化人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老说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里面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先觉。我特别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到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一种先进的思想或观念，一开始只有一部分人能认识到它，大多数人认识不到，这就需要有人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虽然他们不可能把问题都解决，但这个时代使命总得有人去完成。就像梁思成一样，他为北京呐喊，虽然当时没解决问题，但是他的声音到今天还是有作用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是为了后人。

（原文刊载于2018年第3期《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