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这在以往的现实主义一度是禁忌。我有突破意图，不是无形中一不小心的突破，而是构造文本时主观的突破。

《飘窗》写得非常愉快，没有任何写不下去的苦恼。我的心智健全，只是年龄大了，有做体力活的感觉。过去一天写一万字，现在一天几百字，有疲劳感。这也是控制文本字数的一个原因。

这部，我觉得某种深刻性在于，解构了庙堂和江湖二元对立的说法。看完之后读者会想，薛去疾这个“疾”究竟去没去？作品中最让人绝望的，是薛去疾对麻爷的一跪。这一跪，使庞奇的崇拜彻底粉碎，动摇了信仰或信念。有记者问我：这里的绝望，是不是也是您的绝望？庞奇最后要杀死薛去疾，是否别有寓意？叙述者往往要提醒读者，不能从大概念理解人物——每个角色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庞奇本来是和文化有隔阂的，薛去疾对他有启蒙影响，而且是西方古典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但是最后，庞奇要杀薛去疾，这是启蒙的困境，更是启蒙的悲剧。我的作品不是否定这些，而是体现这些。

另外有一个始终在所有人背后的角色，就是资本。资本无处不在。薛去疾为什么下跪？所有的生命被罗织在资本之下了。这是全球问题。我们怎么办？中国的反腐，西方欧盟的困境、经济的衰弱，这里有资本运作的艰难。薛去

疾跪的不是麻爷，而是笼罩全球的困境。麻爷只是资本的工具。

《飘窗》整个文本，采取《红楼梦》的写法，所谓地域邦国朝代纪年皆失落无考，中一概没有具体的年代，但能感觉到是当代故事。叙述者本身有意不凸显年代标记；二是几乎没有真实的地名出现，就是大都会。

我是写的人，说到大胆，无非是叙述文本大胆——也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我就是观察者、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所谓“大胆”，是驾驭的时候没有犹豫，只是中性叙述。我对书中人物夏家骏有些调侃，何司令是好人坏人，我在叙述上没有任何否定，没有讥讽。我是中性叙述，没有引导读者。我希望大家读了以后体味一些东西，体味多少算多少。一是每个人都有困境，我在写他们的生存困境。以探索人性的文本，写人性的复杂和脆弱，这是很具有悲剧性的。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功能。有一种观念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投入政治，作家应该是公知，这种期望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勉强。

文学书写人生

《飘窗》之前，我的一个写实的长篇是《栖凤楼》，已经是近20年的事情了。我从1959年写小，发表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现在也还经常写一

些小，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有的被收入课本。2012年天津地区的高考语文题是我的小《掐辫子》，占了20分，我试着做了一下，得不到满分。现在考学生很大程度上是考察思维方式是否敏锐。写小是一种享受。我很珍爱这种享受，每年写几篇，都取自真实的素材。有人觉得，写这些成不了文豪。有亲友很真诚地劝我，到晚年了，再多出几个大部头多好。

写作是一种享受，我的人生目标不定位于文豪。我是一个被冷落的边缘化的人，中心意识非常淡薄。我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我没有什么焦虑，没有创作任务，这么多年不写也没关系，我不是专业作家。写作变得纯粹，成为生命的乐趣，使我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我从小喜欢写作，一路写来，小有坎坷。我目前也不是专业作家，坚持下来了，我为自己高兴。不需要专业作家的头衔，也不需要待遇，报纸或传媒不看你身份。201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心武文存》，共40卷1000万字，从1958年第一篇文章收到2010年底，2012年我又出了《人生有信》，2013年出了《空间感》。

我经常会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像看自己孩子似的，很亲切，不是为了修订或挑毛病。当然，我在《钟鼓楼》里发现过错字，再版时改掉。

《钟鼓楼》是我的第一部长篇。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长篇座谈会，茅盾说，我们的中短篇都有了，文化要发展，要尝试长篇创作。他问：“刘心武来了吗？”我站起来，茅盾对我微笑着点点头。他鼓励我写长篇，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后来他宣布拿出全部稿费设立基金。我想，我一定要争取得到茅盾文学奖。

我是从北京出版社出来的，《钟鼓楼》完成后，自然要给北京出版社的《十月》先发，这是不消说的。一个副主编说，因为刊物提前组稿，排满了，只能1984年最后一期发上半部，1985年第一期发下半部。这样就错过了评茅盾文学奖的时间。我找了《当代》杂志的章仲锷，他答应撤掉当期的，马上安排在1984年内全部刊出。结果第二年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就被评上了。茅盾对《班主任》特别肯定，亲自给我颁奖。《钟鼓楼》获奖后，是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颁奖仪式，茅盾那时已经去世。有人说我“名利熏心”，我没否认，当时得茅盾文学奖的确是很大的荣耀，可谓名利双收。更重要的是，茅盾本人和我四目相对，给过我激励。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第二名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第三名是我的《钟鼓楼》。李准全票，张洁少一票，我少两票。结果颁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