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病了，张洁有个人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出席。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颁奖仪式。颁奖的时候，当时北京市分管文教的副市长上台讲话，他手里拿着一份《文摘报》，上面刚摘了我的《公共汽车咏叹调》，他很兴奋地说个没完，并且念起了《公共汽车咏叹调》。

《钟鼓楼》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文联要作家上报深入生活的计划。我报了去隆福寺商场体验生活。有人批评，说老作家还去农村深入生活，为什么刘心武不去？王蒙当时是北京文联作协副主席，王蒙说农村需要有人写，城市生活也要有人去写。后来我写出了《钟鼓楼》，素材大都来自那儿的采访。我的兴奋点在这里。我没有在农村长期生活过，农村题材跟我的生命体验难以衔接。这部作品为北京风情作了记录，传达了来自底层的温暖，表达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

我非常后悔，由于非常羞涩，没有去拜访茅盾。茅盾是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作家。他甚至认为非写实主义是不对的。茅盾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他有一本书，《夜读偶记》，梳理文学史的脉络，认为是写实和非写实的斗争。

上《百家讲坛》、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书，带来很多争议。尤其是续写《红楼梦》。揭秘《红楼梦》就引起议论了，但喜欢的很多。续书说好的不多，彻底否

定的不少。我很坦然，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销售也很成功。苏联的一位戏剧家梅耶荷德的定律就是，所有人说你好是彻底失败；所有人说你坏，那你可能还有些自己的特点；如果有的人非常喜欢，而另一些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就是真正的成功。我的解读《红楼梦》就符合这个定律。

我还从事建筑评论的写作。王明贤主持中国十大地标的评选，邀我作评委，我接受了。我出版过《我眼中的建筑和环境》《材质之美》，我的评论能从城市规划、设计风格一直谈到建筑材料的问题。当年我曾和高中同学马国馨一块画水彩，他后来顺利考上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吴良镛的学生，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早。16岁时，我在雪片般的退稿信中，终于发现一张用稿通知单。这一年，我的一篇文章在《读书》杂志刊登了，题目是《谈〈第四十一〉》。很快接到编辑部来信，大意是大文刊出，表示感谢。他们以为我是老学究，没想到是一个高中生。但是我的写作走过弯路，直到写出《班主任》，才算摸上正道。

总有人问我：《班主任》还有生命力吗？我认为，作品生命力是指有一代代读者来读。我的作品发表，一开始是同年代人读，有的现在还源源不断印下去。《班主任》给

我带来了名利。《剑桥中国史》从先秦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写到改革开放，关于我的内容有一页半，其中包括《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也有一些中国人或外国人写史，对《班主任》不以为然，放在次要位置。名利是一把双刃剑，使你处在“风险”中。“风险”是指成为一个符码后，有些人从政治上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冲着符码而来。

《班主任》的深刻在于，“文革”切断了和四种文化的联系：中国古典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打蛇打七寸，《班主任》重新把这四种文化接续了下去。茅盾喜欢我不是偶然的。很多人认为伤痕文学就是哭哭啼啼，其实《班主任》里没有眼泪，获取了最大公约数。《飘窗》也试图打“七寸”，但不够厚重。我是有能力厚重的，但没有刻意去厚重。

《班主任》得到了那时主流文艺批评家的一致肯定，但是我的第一个中篇《如意》却并不“如意”。后来我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立体交叉桥》转移了文学的落点。《班主任》的诉求我还在坚持，但那种写法需要改进。从那以后我就确认文学是写人性的，要展示人的生存困境，弘扬人道主义，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停笔。我所舍弃的都是可有可无的，一些名分、待遇与我无关，

关键是不可剥夺我写作发表的权利。

我不存在没的可写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力气没那么大了，写不动了，有这种惶恐。我的心态好，基本达到与世无争。《飘窗》中夏家骏追求副部级，我能理解。我用不着焦虑，他们要的是什么？住房？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及时买到了空间；待遇？我从来也不在乎级别待遇。大家都享受医保挺好的，一些与名位相关的小乐趣我不追求。

我还有创造力，我的各种书还在一印再印，尤其关于《红楼梦》系列的作品特别畅销。我被市场认可，这是多大的乐子！我去复旦大学讲课，二三百人的大厅坐满了人，还有人挤在门边站着听。我有这自信：我的生命价值，不用津贴和头衔证明。这也是我长期埋头创作积累出的效果。

（此文发表在2015年3月30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