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泛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当中，我们怎么办？

现在是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而不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坛的了解非常之少。最近我们有几个中青年作家到联邦德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双方发生了重大的撞击。我们的作家去就谈意象，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我们的有相当的古文化意识，有道，有意象等。你们不要老觉得我们只有写改革、农村变革这类作品，我们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跟你们最先进的作家，比如说戈拉斯写得一样好。对方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谈意象，那么好，据我们知道，意象这个词在中国可信的古籍中共出现2138次，国际上早在1960年就有定论，归纳为七种解释，请问你讲的意象是出于哪一种国际公认的前提？我们的发言者茫然，并不知道。这么对话是没有用的。泛西方文化不那么容易接纳你，他很希望你保持和他的区别，包括你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往往当他发现你不体现跟他们的区别，而去

拼命地跟他们靠近时，他感到厌恶。泛西方文化，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是厌恶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真正有什么变化的话，他比你还惶恐。他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受到了威胁。这是很古怪的心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双向逆反现象。中国要搞工业化，西方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必然要门户开放，西方文化就要来堂而皇之地撞击我们，因此，在我们的心态上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向泛西方文化认同的心理趋向。这是当前地球上的一种心理运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年青一代都是这样一个心理走向。西方由于后工业化社会以后，西方文化走向小型多样，没有凝聚力了，权威没有了。人们面临新的困惑，他们需要一种东西，所以目光反而朝向东方神秘主义。《老子》《易经》禅学非常盛行。他们一部分人扑向东方，狂热地要到中国访问，朝拜名山大刹，要跟中国学者谈道，谈易，参禅悟道。而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风浪式地扑向泛西方文化，沉浸在泛西方文化的气氛中，觉得自己就是泛西方文化的人物。

我认为现在要解决一个心理问题，即是怎样在西方

文化的撞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个人认为你完全去向泛西方文化认同，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是不应该遭到非议的。今天，你向泛西方文化认同，但你要尊重其他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冯友兰先生和梁漱溟先生的选择，他们提出新儒学，不要一听他们的提法就火冒三丈，觉得他们老朽。他们从他们的生活道路中，从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社会的变革当中，产生了这种想法，我绝不是说他们的这种想法就对，但是务必认真对待。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不可能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所以他们提出要重建中国的儒家文明。像李泽厚这样崭新的人物，也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对这些主张都应该尊重。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当中，清楚地了解东西文化的重大差别，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目前的状况和处境，从而做出你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是非常要紧的事。地球村意识出现以后，人类家族的交往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整个民族要进入西方文化，这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不要关起门窗，不问外面。现在有很好的机会，整个世界开放了，西方文化扑

进来了，这是好事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文化的极好的、巨大的机会。但是它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容易忘记自己的位置。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为什么西德邀请我去访问？并不是因为我像一个西方人，或者我的思维方式像西方人，也不是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谈歌德、席勒，可以跟他们谈西方哲学，或者我的作品中渗透着西方哲学意识，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请我。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属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角色，我去了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们所弄的这些东西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在泛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当中，我们怎么办？每个人都可以进行选择，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要学会宽容，学会相处

来川前我去过湖南，湖南作家群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总体力量当然比在座的要强，我这不是贬低四川作家的意思。韩少功、何立伟、叶蔚林、古华、莫应丰、孙建中、蒋子丹等，这些人都上过《人民文学》，而且不少人都上过头条，很多人都得过奖。他们

中间的不少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比如说韩少功，他提出寻根，他有实践，拿出过硬的、体现他自己主张的作品，如《爸爸爸》《女女女》。我跟他们接触是做好思想准备的。这些年轻人对泛西方文化很了解。我估计他们是狂焰万丈。我是夹着尾巴进长沙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对我真是非常友好。这种友好不是一般的友好，并不是说他们觉得我高明，比他们强，恰恰有时候觉得我不高明，他们痛切地感到我跟他们的区别是那样的大，但他们非常愿意理解我。他们对我比较满意就在于发现我也非常愿意理解他们。我们在宾馆几乎是坐谈通宵。交谈双方的目的不是为了认同，我不是说假话，虚伪地认同“寻根”。他们那个群体体现出一种宽容精神，比较豁达。韩少功最近写的文章多次表明，他没有排他性。他们那个群体素质比较好，非常自觉地凝聚在一起。他们互相之间也是非常宽容的。他们互相之间也有很多区别。他们之所以处得好，就在于他们很宽容。你走在前面，你名声比我大，你得了奖，我也没有浮躁的情绪。你走在后面，暂时影响没我大，我决不排挤你。他们互相之间的

关系非常值得羡慕。我觉得他们这个群体是很有希望的。在当今世界上，越懂得不能以自己标准，越懂得在选择了自己的位置以后，也要给别人留下座席，生存力就越强。

我在谈当代意识时讲过地球村意识，我讲的地球村意识是指地球变小了，人们的社会性也相应变小，跟不同观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离得更近了，因此要学会宽容，学会共存，学会相处。我指的是这样一种认识，更多的是人际间的这种认识。这几年，我们国家开放后，新的思潮激荡。我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作者，随时随地处在危机感当中，所以我要不断调整我跟周围世界的关系。西方文化不断撞击，文学潮流风起云涌，浪花激荡，我要不断调整，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懂得这个世界不只是为我存在的，也不是只为与我观点一致的人而存在的。不是为我这样一种文学主张而存在的。地球村意识派生的一种最宝贵的当代人的情绪就是宽容。坦率地说，现在有些比我年轻的兄弟，他们在文学当中，妨碍他们视野更开阔，心胸更博大，感情更深沉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宽容。我一

点不反对自信，自信是很宝贵的东西，但是一定要宽容。

三、巨大的空缺与巨大的机会

现在《人民文学》稿件来源上有巨大的空缺，谁捕捉到这个空缺，而且你又很适合补这个空缺，你补上了，这就是巨大的机会。一方面现在文学走向多样化；另一方面就我们《人民文学》来说，目前的状况是，新潮先锋派的作品供大于求。用不着你外地供稿子，北京的很有才能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就堆积如山，他借鉴西方的东西确实达到了圆熟的地步，有的虽然有一些模仿的痕迹。因此，你往这条路上挤，就存在着一些问题，你本身具不具备这种素质？你具不具备竞争性？这条路比较窄，不好往上挤。我们要发新潮的作品就选其他的发。现在寻根的稿子也非常多，纷纷都表示发现本地的地域文化，有的稿子确实写得不错，本刊也准备再发一点，这不是缺门。现在缺的就是贴近现实的、土得掉渣的作品。你自己不愿意搞，这绝不强求，但也许你自己恰恰适合搞这种东西。我不是说大家都来填补我们的空白，不是这个意思。有

的作家明明很适合写这种东西，很适合走这条路子，但他没有走这条路。

另一个缺门，就是文学观念非常新，确实不跟任何人雷同的作品。你搞地域文化，韩少功早已提出来了，李杭育他们已经搞了。你搞嬉皮士，对不起，徐星已经搞了嬉皮士。你要创新就要新到我们确实没见过、前锋文学的真正锋尖，这是大缺门。如果你有，那我们马上发。总之，我们支持文学探索，支持前锋文学。

再有，纪实性的作品也是个缺门。到目前为止，就是我自己搞了3篇，最近蒋子龙发了1篇。如果说要向泛西方文化汲取营养的话，泛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已经持续了起码有二十几年的很重要的潮流，就是超现实主义。在我国，首先在造型艺术上出现。罗中立的《父亲》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超现实主义作品，他所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逼真。国内现在有些人开始朝这方面努力，比如我本人、张辛欣、刘亚洲，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或朦胧或清醒地认识到超现实主义这种纪实潮流是世界性的文化潮流。从读者审美趣味来

说，这是一种普遍的审美心理。现在人们希望进入唯美的境界，得到美的享受。意思就是我要知道真相，这是全世界性的越来越高涨的社会心理。超现实主义，越过真实达到逼真的作品甚嚣尘上，中国现在是方兴未艾。《人民文学》已经带了头，但现在缺这种稿子。张辛欣的《北京人》明明是脱胎于《美国梦寻》，但仍然受欢迎，为什么？文学上的这种移植甚至于模仿，为什么有时候并不让人讨厌？因为普遍社会审美心理当中有这种审美意识的储留，他需要这个东西，这么缺的时候，即使是模仿的他也要。冯骥才现在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宣布他要写“文革”当中的100个人，转向纪实。现在有许多读者给我们刊物来信，要求继续发纪实性的作品，但是稿子没有。这是一个公开的大缺门。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好的，但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希望有这方面兴趣的同志，大力支持我们。

（此文系作者1986年9月在眉山短篇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