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团结了，责任心也出来了。当危险离去，人人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自己而活着，于是，斗争再次展开了，合作，被放到了一边。下层尚且如此，上层更是斗得个不亦乐乎，精英们乐此不疲，以苦为乐，似乎余音尚在的民族大义、民族存亡已经完全成了口号与借口。

弹子石虽然离当时的重庆主城很近，只有一江之隔，但是，因为隔了一条江，相对来说就离了名利斗争的视野，因而对于曹延正与他的那些朋友来说，这里就成了相对更为安全的地方。好些在城里呆不下去的人，都到这里来投靠曹延正，一起偷偷摸摸地干着他们自己的事业，日以继夜，长年累月，一向以洁为傲的读书人们，生活比我们这些下力人还要艰苦。

曹延正为了解决这些朋友的生活问题，想了很多的办法，他向家里伸手，但家里知道是为这事，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派人来要强迫他回去，他曾多次躲到我这里。他多次向我提到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经费紧张，有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得不放到一边，我就从我的工钱里拿出钱来支持他，反正这段时间得益于工友的争取，我的收放大幅增加，我又没有用的地方，就全给了他。后来，他要的次数多了，我就把床下的钱取出来，一次一次少量地交给他。我告诉他，最近我的收入相当可观，他居然不怀疑钱的来

源。这让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古怪，当年，他宁愿卖掉家产、田地，却不愿接受我盗来的钱，现在，居然就忘了钱的来处，难道这就是卷入政治斗争之前与之后的区别吗？曹延正是丢掉了信念了吗？他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不敢肯定。

曹延正很感激我的支持，也把我当成了坚定，有信念的人，他把我介绍给他的那些朋友，而且暗示，如果我提出，他可以当我的介绍人，而且也可以请另外的人一起做我的介绍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很认可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为他们高尚人品而心生敬意，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信念，置个人利益，个人安危于不顾，但是，对于我这个六十年后才会出生的人来说，这不是我的时代，我的时代已经没有这重的信念存在，而且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信念只能存在于这个时间空间。他也跟我谈到，他想到搬运工中发展人员，以使组织更加地深入到基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发动他们加入到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有时，他们会利用裕华街小学为掩护，组织培训或者召开大会，我就成了他们的门卫、哨兵、护院，甚至通信员。如果历史真有轮回，我相信他们是人这种物中的精华所在，一种完全脱离动物性的人，他们只有他人，只有使命，只有信念，只有意志，唯独没有自己，没有利益，没

有地位，没有权利。

随着投靠曹延正的朋友增多，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紧随而来的秘密警察、特务、地痞流氓也越来越多，他们到处寻找着机会，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成天惹事生非，让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有人会认为这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其实，这也是他们内疗斗争的结果，因为立功也是斗争的手段，打击敌人，就能在自己的内部蒙求到地位与权利，所以，他们这样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自觉行为，切不可与他们的职责与义务相混淆。

但是，这些人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击对立派，他们都把自己打扮成卑劣者，采用捣乱的方式来破坏曹延正他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因为这中间还存在着一层窗户纸。

有一天晚上，曹延正组织十几个搬运工学习，几个喝得醉醺醺的人非要闯进学校里，我没有说任何的话，而是紧紧地把住大门。

几个人跌跌撞撞地涌上来，试图把我推开，我双手抵住前两人的胸往前一推，两人便朝后疾速退去，撞到了后面几人的身上，黑暗中摔倒一大片。

他些人爬起来，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正在扮演醉酒者的角色，一起拔出短刀朝我进攻，虽然我并不惧怕这几个人，但是，黑暗中，稍有疏忽，就会相当危险。而且，我相

信，这里面的人当中很可能有持枪者，狗急跳墙，他在暗处我在明处，就更难防，所以我非常小心，发力比平时小了很多，注意力也没有平时集中。不过，好在这些人的本事也不是很强，经不住我的打击，只一下，就疼得直不起腰来，如嚎般的惨叫立即惊动了在教室里学习的人，他们一起从里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