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设定它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表现出，它一般的生活追求。

假如我们从本能的满足机制角度来说，而不是从本能发起的活动来说的话，这种同时存在就更加真实，也更加显而易见。

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动力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灵是存在着共同性的。

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如果方法是从普遍性开始，这是有限认识的综合方法的出发点。但逻辑的理念既是普遍的，又是存在着的，既是以概念为前提，又直接地是概念本身，所以它的开始既是综合的开始，又是分析的开始。

第二，主观的理性，按照它的形式，总要求【比经验知识所提供的】更进一步的满足。这种足以令理性自身满足的形式，就是广义的必然性。

然而在一般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或类等等本身是空泛的、不确定的，而且是与特殊的东西没有内在联系的。两者间彼此的关系，纯是外在的和偶然的。

同样，特殊的东西之间彼此相对的关系也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另一方面，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

只要荣誉感是建筑在这种特殊的人性之上，那么，它就是道德的代替品，就会有效地促使很多人做出良好的行为。但是，对于人自身的幸福而言，尤其是对于与幸福密切相关的平和心境和独立自主而言，这种荣誉感更多地产生出扰乱和不良的作用，而不是有益的效果。

因此，从增进幸福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抑制这一人性弱点；应该细致考虑和恰如其分地评估它的真正价值，尽量减低我们对待别人意见的敏感程度，无论我们在受到别人意见的爱抚抑或伤害时都应如此，因为这两者悬挂在同一根线上。

既然有了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利益，那么在接下来所需要做的事情，就会变得相当的好办了。

当我们看的书籍越来越多，知识也越来越丰富，在很多的时候这被看成是上进、好学的一件好事，但这时矛盾也会凸现出来，任何一件事我们可以用不同层面的知识，不同角度与位置去进行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困惑，归根结底其实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只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那么才会有共同的语言。

还有，有关当局要能做出令我们感到满意的安排，必须拥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我们有充分的闲暇，也有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应，它要做的事情，就像个人一样，是生活得好，而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我们自己不犯罪，同时也不因他人的错误行为而受苦。

要满足第一个条件不难，但要同时有力量避免伤害却非常难，确实，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这就是变成全善。对社会来说也一样，如果这个社会变成善的，那么它的生活就是一种和平；如果这个社会变成恶的，那么就会有内外战争。

我们生命中的舒适感觉就会因这一小处伤痛而烟消云散。同样，尽管各样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和发展，但只要有一件事情违反了我们的意愿尽管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它就会进入我们的头脑；

我们就会总是惦记着这一件事情，而不会想到其他更重要的、已经如我们所愿发生了的事情。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的意欲都受到了伤害。在第一个例子，意欲客体化在人的机体里；在第二个例子，意欲则客体化在人的渴求、愿望当中。在上述两种情况，我们都可看到意欲的满足总是否定的。

但只要有第二个人出现，比如鲁滨逊身边出现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样了。累人的文明几乎就会随着第二个人的出现而产生。鲁滨逊必须与星期五说话，这就需要约定词义和逻辑。

鲁滨逊不能随便给星期五一耳光，这就需要约定道德和法律。鲁滨逊如若要让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导（比如分工和讲点卫生），这就需要建立权威和组织……于是，即便在这个最小最小的社会里，只要他们还想现实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样都行”了，

如果我们以为战争只能是前面的那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多个方面更加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

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之前所发动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只能把它们全部否定掉。

可是，假如我们真的把它们否定掉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麻烦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以后十年内也可能又会出现与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在实际情况的压力下却显得软弱无力。

现在我就要说到我们的管理机构的一个特点了。管理机构既具有准确性，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一件大家重视了很久的事情，尽管还没有经过充分考虑，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突然一下子就作出了决定，你预想不到它从什么地方来的，而且以后也不会知道，一个决定解决了问题，如果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公正的，但是仍然不免是专断的。

似乎管理机构再也受不了这种紧张，这种成年累月给同一个事件搅得烦躁不安的心情——事件的本身可能很琐碎，——于是管理机构不用人们的协助，就自己作出了这个决定。

那么，上述情况是不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呢？将来欧洲的所有战争是不是都会倾国倾城的去参加战斗，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步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地作出结论。

不过，对我们以下这样的看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才存有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将其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出现重大的利害关系时，交战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必须用现在这种方式来解决。

倘若我们以这样的精神如此教育孩子，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显然会更加喜欢合作。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也就不会退缩，而是通过更好地合作来解决，并使得事情的结果最终符合大众的利益。如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我们共同的义务——是在用了甚深的注意，来对思想和我们相近的艺术底才能，倘使这在战斗上是我们的同僚，那就更加一层了。

较为典型是的这种激烈感情的促动，比如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国家大事，一旦太多的人同时考虑这同一个问题，那么这些原本是独立的个人就立即形成了一个群体。

至少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是相当的团结，相当的齐心协力的。

其他的美德在我们这个世纪非常罕见，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但我们的内战使勇敢成为十分常见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之中可以找到坚定得近于完美的人们，而且数目众多，要从中举出一两个突出的例子确实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他说，‘我也只好让他们继续他们的研究，他们是我的朋友，有着超常的能力，我尊重他们。他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十五年的日子也不算短。要是在欧洲他们早得奖了，但在距此几千英里的腹地，他们正在从事着不为人知的研究，也没有人为他们的成就喝彩。

和我们西方不仅在距离上相差很远，在对待事情的态度上也有天壤之别。’”他接着谈起他是怎样认识到这一发现的价值和巨大潜力的。这个‘移位’发现可以为我们所用，使我们大受其益。

这两个孩子非常相爱。此外，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如果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都以他们的首都很大而感到十分骄傲，而且还互相争论到底是巴黎还是伦敦的居民众多的话，我认为，这两个人无异乎是在那里争论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的政治最糟糕。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

毫无疑问，我们外国人也不时地受到的虐待，但尽管如此，相对说来，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还不至于遇到最糟糕的情况，而你们——我的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

健全的思想不会因那么，麦吉卢和克利尼亚，在我们的国家里制定这些选举规则和对当选者进行审查的是谁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社会中肯定要有人做这件事，但在还没有任何执政官之前由谁来做这件事仍旧是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这样的人，不管是用鱼钩还是用弯钩，他们也肯定没有什么同伴，但都来自那个最高的阶层。

诚如谚语所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全都赞扬良好的开端。尽管在我看来，良好的开端还不仅是成功的一半，然而一个良好的开端决不能够被赞扬为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

他们并肩战斗了五个月。在德国人统治下的五个月，就精神上所受的熬煎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来说，在这种统治下的每一天都远远超过一星期中普通的一天……五个月，——这些日子是怎么过去的啊！

在这个时期里大伙都有了多大的改变！……他们认识了多少崇高的和可怕的、善良的和卑鄙的事物，他们在共同的事业里和相互的关系中投进了自己灵魂里多少光明而美好的力量！直到现在他们才看出来，“近卫军”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他们从这个组织里获得了多少裨益。

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

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

然而，取得政权的政党的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威信来劝导他的朋友们以适当的心情和稳健的态度（这是他自己常常没有的）来行事，他对自己国家做出的贡献，有时就可能比从对外战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范围极其广泛的征服更为实在和更为重要。

他可以重新确定和改进国体，防范某个政党的领袖中那种很可疑和态度暧昧的人，他可以担当一个伟大国家的所有改革者和立法者中最优异和最卓越的人物；并且，用他的各种聪明的规定来保证自己的同胞们在国内得到好几个世代的安定和幸福。

来自各个世界，不同经历的人们，碰撞起了思维的火花，集思广益的想方设法，将林宗给拉下神座。

但是，20世纪像个毛头小伙急惶惶地伸出了他热情的双手。他在实验室里研究发明了新的武器，也找到了新的抵御危险的甲胄，而一切艰难险阻更加激发了他的热望。他急于揭开一切真相。

不，他们的事业又非常意外地复活了：真是我们现代科技领域的辉煌奇迹！朋友们把底片和影片带回家。化学槽里便显出一幅幅图景，人们再次看到司各脱及其同伴们在徒步旅行，看到了极地风光，这种极地风光除了他以外，只有另一个人——阿门德逊看到过。

在十楼待着的一两分钟时间里，我们试过盘点我们的人生，想弄明白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耻辱的当口。我们纳闷被如此同声赞美的那些品质——勤奋，独创性，忠诚，信念——它们在其中有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品行良好了几个世纪，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有了几个世纪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却到了钢筋水泥所建的走廊上藏身，直直地站着，在古怪的集合行动中表现得老老实实，靠近我们所爱的人，等待某种根本上的管理失误、来自远方的某种愤怒、某种残酷、暴虐行为的不可收拾的后果。

而当年在他家的饭桌旁激起老布洛克对尼西姆·贝尔纳的愤怒，也就是现在激起小布洛克对他岳丈的愤怒。他也一样，会在吃饭的时候拂袖而起。

犹如在听人议论戈达尔·布里肖和那么多其他人的时候我所曾感到的，通过文化和习俗在整个空间跨度中传播的只有一个波动，同样的说话、思维方式，在整个时间从头至尾的持续过程中，就象海底涌浪，从各种年龄的深度，穿过重叠的数代人，掀起同样的愤怒，同样的悲哀、同样的勇气、同样的怪癖。

从同一组好几个人身上截取的每个剖面都显现出象同一幅图画的重复，仿佛投射在先后相连的屏幕上的影子，尽管它往往比使布洛克和他岳丈、老布洛克和尼西姆·贝尔纳和另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以同样方式争斗吵闹的图画涵义更丰富些。

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沈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惑，一场饥荒，一座洪水淹没的小镇。

一个在逃的连环杀手，一届下台的政府，某经济学家对明年救济人口的预测这样的外界骚动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以此换取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