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享我知道的所有好东西给你。”我看了看她，又望向前路，“说起来你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新加坡都谈不上喜欢。工作环境不错可能算是一大优点，你知道，如果我回到家乡，身为女性会让我在职场上受到少许限制。当然，我不是说作为一个华人女性的不便在这里就不存在了，然而一个一切都规范化了的社会，总是让人能够有所依凭，让人感觉到安全——就好像有一条铁的规律，人人都必须遵守。”

她认真听我说着话，朝右边偏了偏头。那里有一座纪念公园，白色立柱十分显眼。我们慢慢朝着高耸的尖塔似的纪念碑而去，潘德小姐一边走一边道：“这里的人确实很依赖于秩序，对于规则本身，也有高度的信任。但……这话可能有些不正确，我觉得本地人在某些方面总是不够敏锐，又或者说是政治冷感比较恰当。我也许会更倾向于将它形容为一种‘天真’，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讲，或者也是幸福的背面。烦恼都留给精英倒也不失为好好过自己生活的办法。”

我动了动眉毛：“现在我明白了。你确实像学新闻的。”

潘德小姐摇着头笑了笑：“要是当初真的选择了新闻学、并且从事新闻工作，或许我会快乐许多。但可能没办法跳舞了，这是讨厌的地方。”

“你现在快乐吗？”我问。

“工作上很有挑战性，另外我也擅长这份工作。”她没有回答快乐与否，“至于个人生活，我会说我比满意更满意。”

我笑起来：“是吗？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这上面写的什么？”我们已来到立柱下，潘德小姐指了指右侧的刻字。

“和左边的英文意思差不多。”我说。我没有读给她。

“1942到1945年……”潘德小姐喃喃两声，拾阶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