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那小小的玉匣子洁白如凝脂，老爸翻来覆去摆弄了好久，明明是几片羊脂玉镶嵌而成，也没有啥暗闩之类的机关，却总是打不开。

娘亲伸手接了过去，摇一摇，里面沙沙地响，明显装有贵重的东西。左拨右弄，还是严丝合缝，搞不懂这匣子怎么打开。

到了儿，他俩终于冷静下来了，因为按法律，这些财宝都应该无条件上缴给国家有关部门。

那个年代，地方上还没有文物局，父母是有文化的林场职工，自然懂得上缴的程序，交给他们所在的单位，再由单位交给政府。

虽然不能把这些阿堵物据为己有，却是功劳一件，安知不是调回原单位的一块敲门砖？

这种事儿不能过夜，迟则容易惹祸上身，特别是我老爸这种戴着“右派帽子“被发配下来的人，更怕摊上大事儿。

话说回来，那个年代既没有文物市场，也没有金银首饰店，私人的金银虽然可以拿到银行换钱，似这等来历不明的东西，不但换不来钱，说不定警察还会赏你一对金属镯子，肯定划不来。

场部离我家有二十余里，架有一根用铁丝牵的内部电话线，两头的电话机绑上一对特大号的电池，猛摇机子上的把手，对方就会响铃。

父母的工作是巡山，防火防盗是重点，特别是一旦有火警，必须尽快电话报告场部组织施救，上面有事找，也会打电话来。

按规定，父母要轮换着巡山，始终留一人在家守电话，可老爸是高度近视，娘又是弱女子，任谁都不胜任单独去巡山，经请示场长同意，我就成了义务守电话的人员。

哦！忘了自报家门，我叫罗剑春，老爸叫罗昭，娘叫冉淑娴。他俩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从外地分配到<南浦日报>社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