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河，其疏曰：“…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即潞水亦即潮白河），接引海漕，至大都城内输纳。”当时廷臣以为不可，但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坚持执行，两月工毕，结果用力虽大，却是徒劳无功，孛罗帖木儿与傅佐还因此得罪伏诛。

关于其失败的情况，《元史?河渠志》有如下的记载：“…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重，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这次开河虽不成功，却留下了一条明显的河床痕迹。在西郊，这就是石景山以东、八宝山以北的旱河，当地人民讹称为金钩河（应是金口河），这一段河道实际上就是古代车箱渠的延续。在东郊，从今外城东南角经十里河至通州以南大高丽庄，也是旱河一道，在近高丽庄处，当地人民称之为萧太后河，实际上也就是元朝末年所开金口新河的下游。只有中间一段，正当今日外城东部，由于明朝中叶以来民居市井日益繁盛，河道旧迹遂逐渐湮废。但是根据外城未筑以前（1553年以前）的明人记载，还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求出当时河道，乃是从今正阳门以东水关附近，转而南下，经由天坛以北三里河便东南行

，由左安门东出城，以接十里河之旧河床。明朝初年还曾利用过这条河流，排泄过护城河内过涨之水。以情理推测，这段河道在今正阳门水关以内，还应该向北延长约半公里余，以与通惠河相接。这样，按照当时的计划，就可使粮船直入京城。

在近郊水源的开发上，元朝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凡所经营，多是创举，小者如金水河的分流，运石大河的利用；大者如白浮泉的导引，以及金口新河的开凿。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总的来讲，在开发水源的努力上，可以说是达到了封建统治时期的最高峰。

三、明清时期北京运河的衰落

（一）明北京城的改造与水道的变迁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亦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明兵入大都，元亡。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大都改称北平。其后皇子朱棣受封为燕王，驻守北平。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兵破南京，夺得统治权。次年（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北京得名之始。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初既不建都北京，对于水源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在正式迁都之后，问题就又发生了。这里必须补充说

明的，即自1368年至1420年，前后50多年之间，北京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建工程。先是在明兵初入大都的时候，为易于防守起见，曾将大城北墙南移2公里半，到了1419年正式迁都之前，又把大城南墙向南扩展了半公里有余，也就是从现在东西长安街一条线上，迁移到内城南墙的现址。但对河道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大城的改建，而是皇城的改建。在明成祖建都之前，曾经大兴土木，修建北京宫阙，同时还把元朝的皇城（萧墙），向东西南三面，各自开拓了一些距离，其结果，原来是绕经旧日皇城东北及正东一面的运河竟被圈入城中，粮船从此就再没有入城的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把元、明两代城址变迁与河道之间的相对位置，作图比较就会发现，就是元朝从玉泉山独流入太液池的金水河已经废弃，其来源专靠什刹海的分流。同时太液池加凿南海，遂有三海之称。从北海分流之水，绕经景山之西，注入紫禁城的护城河，并从护城河的西北隅引入紫禁城内，沿西墙而南，出太和门之前，转入护城河的东南隅，这叫作内金水河，以与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相对称。对紫禁城来说，内金水河的开凿，还不只是为了点缀宫廷，更重要的乃是为了排泄暴雨，并为扑救火灾供给水源。从南海分流，穿过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经天安门前，在御河桥附近注入运河，这就是上

文所说的外金水河。这种情况，经过清朝相沿至今，没有改变。

此外，元朝由丽正门（南面正门）左东南流的运河，顺明城南墙外移的结果，也被包入城中，逐渐湮废。今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原当运河北岸，因此亦成由西北斜向东南的形势。不久以前还存在的内城东南隅的泡子河，则是旧日运河的残迹。

（二）明北京城水源的枯竭

明朝北京城内的河道不但有了改变，近郊的水源也与元朝大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白浮断流，水源枯竭，金水河上游因此弃而不用，玉泉山水汇注西湖景（或称西湖，即元瓮山泊）后，由白浮下游旧道入德胜门水关，至什刹海，一支经西不压桥流注三海，一支经后门桥流为通惠河。这样，明朝北京城的宫苑给水，与城郊运河同出一源，并合为一流，这与金、元情况迥不相同，却为后日相沿，再无改变，一直到今天。

早在永乐五年（1407年），北京尚未正式建都之前，当事者曾奏请疏浚白浮渠道，可见元时旧迹尚未全湮。不过当时引水的目的不在漕运，而是为了利用通惠河运输建筑木材。因为当时北京为准备建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所需大木，多半采自长江上游，经过南北大

运河，浮运到京，此外别无更为便捷的来路。

北京正式建都之后，才又发生漕运的问题。但是由于水源的枯竭，通惠河不能行舟，而且日就湮塞。因此，从通州以南张家湾运河码头到京师，主要全靠陆运，所费不赀。一直到了成化年间才又有重浚通惠河的建议。成化六年（1470年）漕运总兵都督杨茂上疏说：“…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余里，古有通惠河故事，石闸尚存，永乐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

转年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经过实地勘察之后，认为白浮泉水既不可引，运河一段也已圈在皇城之中，粮船不能进城，建议专用玉泉山诸之水，以为通惠河（当时亦称大通河）之上源，并利用城濠通漕，以便近仓交纳。成化十二年（1476年）平江伯陈锐再议疏浚通惠河。众议所归，遂即动工，转年告成。但因水源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宪宗实录》所记如下：“…八月浚通惠河，自都城东大桥至张家湾潞河口六十里，兴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炭各数万。计浚泉三、增闸四，凡十月而毕，漕舟稍通，都人聚观。是河之源，在元时引昌平县之三泉，俱不深广。今三泉俱有故难引，独引西湖一泉，又仅分其半（按另半入太液池），河制窄狭，漕舟首尾相衔，仅数十

艘而已。舟无停泊处，河多沙，水易淤，不逾二载，而浅涩如旧，舟不复通。”

此后，正德年间（1506—1521），又两次挑浚，亦未成功。最后，嘉靖六年（1527年）巡仓御史吴仲又请重浚通惠河，经户部侍郎王等会勘结果，建议通惠河不自张家湾而另由通州城北入白河，转年完工。这就是今日通州城北的运河故道。实际上，这次疏浚通惠河，也只是开挑了局部河道，对于全河的通航，并没有很大帮助。终明一代，屡次疏浚通惠河，屡次失败，最后产生了一种消极看法，以为天然地势所限，非人力所能为功，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桂萼的奏议，可为代表：“盖京师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桥下视通州，势若建瓴，而强为之，未免有害，非徒无益而已。”

这是典型的失败论者。通惠河地形比降较大，这是事实，但明人疏浚不能成功，主要的还是因为水源的缺乏。不从开源着想，单从疏导下游用力，不能奏效，原是理所当然的。

（此文发表在2001年第4期《北京规划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