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君

社会的开放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进一步促进了理性的活跃和思想的解放，而不同时代文化间的流变与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宽容恰恰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由。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寻并构建着这个与现代文化发展相适应的精神结构和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蒙走在了前列。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冲突中相互融合

记者：大众文化的丰富多彩，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为热闹的一个盛景。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如影随形，在吃穿住行用玩等各个层次彰显自己的个性。您认为，这种文化形态如此强势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王蒙：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就是非常重视大众文化的。毛泽东在七大报告里提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在革命的高潮当中，大众文化表现的是对革命的道理、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通俗化的宣传。比如说，陕北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都是大众文化，不是精英文化。赵树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受到高度的赞扬，确实也感动了许多人。

当时，我是一名倾向于革命的学生，读了赵树理的书后直落泪。当时想，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真正写给老百姓的书。不过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单一化了。

改革开放以后大众文化一下子活跃起来，这和我们党的指导方针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有关系。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文化要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以后，这种人民需要的影响就更大了，有需要才能有市场，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才能良性循环。这也逐渐形成了对于文化产品的多元的价值取向，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娱乐、休闲、放松的精神生活，并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文化权利了。

记者：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有了新的明显的变化，普通群众正从文化的消费主体演变为文化的表现主体和享受主体，也就是说文化的主角正越来越平民化，比如超女、选秀等文化形式受到了空前热捧。

王蒙：文化的大众化，这种现象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也不是因为我国的大众文化原来受“极左”的压抑，在这个时候有了集中的爆发，这是一种世界潮流，有近百年的历史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有利于大

众文化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共享等精神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吸纳和体现。普通群众对此的感受可能更为深刻。

记者：大众文化这种多元的、混杂的价值体系，满足了人民群众丰富的精神需求。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对它的诘责也从未间断，特别是来自知识精英方面的声音，表达了一种不屑与不满。您作为一位知识精英，对此怎样看？

王蒙：从一开始，我对大众文化就是不反感的。我觉得，大众文化能够让大家的精神有弛有张，能够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祥和的氛围，至少大家不会总是绷着一根弦斗来斗去，那样子哪个国家都是受不了的。

记者：在您任文化部长的时候，开放了全国的营业性舞厅。在改革开放初期，像您一样，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支持。是什么导致了两者后来的疏离呢？

王蒙：精英文化是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它所追求的往往是学术的纯正性、规范性和对社会价值体系的护佑。而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有时不免表现为肤浅、庸俗，表现为商业味道浓厚，甚至表现为“不讲教育意义”，只为取乐。二者之间本性上的区别，决

定了它们的矛盾与冲突。此外，大众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精英文化的市场形成了冲击。这也是知识精英一度反感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文化艺术不能搞门户之见，你搞得成功不成功，不看你是否归属精英，而要看你的本事。功夫好的化腐朽为神奇，功夫臭的化神奇为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