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相对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伦理价值上也许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我们也看到，正是大众文化谦卑的姿态、亲和的面目、独特的抚慰功能，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和喜爱，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精英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否可以多些思考，精英文化能否首先走出自己所设的心理界限，放下身段，在形式上离大众更近些呢？比如，像易中天、于丹？

王蒙：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把经典的文化内容用通俗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表现出来。对于这种形式，争论也非常多。

记者：您怎样看？

王蒙：对于这种形式本身，我个人没有任何非议。四书五经也好，经典文学著作也好，应该见阳光，应该和老百姓有接触，不能总躺在书斋里。具体到某个人，我主张个案处理，就事论事，比如张三讲得某一点不符合历史，不

管怎么受欢迎，错了就是错了。但是不能就此而否定了这种形式，也不能因此就将他的讲解全部否定。其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冲突中相互借鉴融合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趋势。帕瓦罗蒂曾和一位盲人歌手合唱《我的太阳》，特别受观众欢迎。我亲自和多明戈谈过，他说，他不拒绝表演通俗歌曲。有一次和香港的作家谈到这个话题，他们也说这是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事情，这样也行。我认为，知识精英有责任把人文精神向社会世俗生活广泛渗透，从而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当然，不能大众化的、坚守学术的独立性也很好。总的来看，这两种文化力量在冲突中也在相互矫正，并逐渐认同对方的存在理由。这几年，大众文化的发展就健康、正常得多了。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不逊色于西方

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一词在民间的使用显著增多，与文化热兴起相伴而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话语权的渐次恢复。传统文化从被视为反现代精神的靶子来批判到现在的备受推崇，包括您自己也在研究佛学与老子，这种转变说明了什么？

王蒙：今天，大家有这么大的热情来谈传统文化，这是一件让人鼓舞也很感动的事情。因为，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和“五

四”时期前人所面对的那个传统文化也有不同了，它已经经受了近百年的洗礼，已经把其中的一些糟粕剔除了，也已经用一种新的观点对其进行了解释和阐发。

诗经是一个早就有的客观存在，但是，现在对诗经的解释就吸收了现代的一些思想体系，闻一多对诗经的解释就吸收了许多弗洛伊德的理论；孟子关于民贵君轻的观点，他的民本思想，如果不是生活在现代，也得不到那么积极的阐释。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文化，已经包含了与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相链接的契机。

记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拾，人们更多的是在分析、寻找它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对此，您怎样看？

王蒙：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一个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互补的过程。今天，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并不是希望回到旧中国，回到周公、孔圣人的时代，而是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一直居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明训，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追求，庄子讲与时俱化，到宋明时期又有了与时俱进的说法。民间讲天道酬勤，讲不进则退，讲有志者事竟成。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天人合一”的自然意

识，强调“与德配天”“尽心、知性而知天”，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既是现代工业文明节能环保的现实要求，也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可见，传统文化中所积极倡导这些精神，与现代化是不矛盾的，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并不注定要逊色于西方。

记者：在开放的过程中，文化的交流是必然的事情。这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外的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吗？

王蒙：除了一些汉学专家外，绝大多数人远远谈不上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