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音乐类型期。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共和国欣欣向荣，许多作曲家都进行了鲜明特色音乐的创作，如丁善德的《长征交响乐》，杜鸣心等人创作的芭蕾舞剧《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罗忠镕等人创作的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一时期也有例外，如何占豪、陈钢创作了至今都非常流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一些优秀的管弦乐作品，如朱践耳的《节日序曲》、集体创作的《幸福河大合唱》、施永康的《黄鹤的故事》以及茅沅、刘铁山的《瑶族舞曲》等，留下鲜明时代印记。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当代音乐多元发展期。这一时期器乐创作在数量上和品类上体现出文化繁荣，不少借鉴西方当代音乐手法写作的音乐（又常被称“新潮音乐”）、电子音乐、民族交响乐都在这一时期欣欣向荣，协奏曲、交响乐、室内乐等各类器乐体裁形式几乎都有涉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交响乐作品和室内乐作品，可以说已有了相当的历史定位，音乐创作的百花齐放局面已初步形成，

中国当代的音乐文化，因扩大了国际交流而繁荣已成事实。音乐高等教育的核裂变式的极速扩张，培养出几十万音乐人才，创造出大量音乐作品，然而，真正长期广泛流传的作品不多，即处于有“高原”无“高峰”的量变发展期。

通过简单梳理，百年来的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在精品力作的创作方面呈现了七条规律。

一、大众歌曲作品在群众中流传最广，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意识形态标签鲜明的作品如“红太阳”系列，可以一度达到广泛流传，但是否能真正历史性地流传，还需要时代考验。

有些意识形态标签偏弱的作品，如反映民众生活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类型歌曲经久不衰。

二、大众经典歌曲的作曲者，并非全是专业作曲家，业余作者同样可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自学成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

三、优秀艺术歌曲最具有跨越时代的文化属性，其成功完全取决于其歌曲艺术质量，其创作基本由专业作曲者担任，如《玫瑰三愿》《我住长江头》等。

四、中国作曲家创作西方类型的音乐极少能够被中国观众长期接受，但如果能够和中华民族文化题材结合起来，

去表现具有人类普遍人性的作品，可能更容易取得成功。

五、擅长中国民族乐器的作曲家创作的民族器乐作品更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如阿炳和刘天华的二胡琵琶音乐创作。

六、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都具有丰富的生活感性体验，可见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体现人民心声的精品力作。

七、注重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不能只注重政治而忽略艺术性。在音乐艺术创造中过分靠近政治性反而会远离了审美的维度。在大众经典歌曲的创作方面，部分体现了这一规律特征。

下面再从音乐艺术创作的规律层面对“音乐精品力作”的创作做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音乐创作是什么？

它是一种完全的知识创造吗？显然不是，否则萧友梅博士留下的经典歌曲应该比中专学历（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聂耳留下的经典歌曲的影响要深刻得多，而实际情况正相反。这显示出一条重要的音乐创作规律，即精品音乐创作不完全依靠知识和技巧。